刑法中预防的定位与限制——成本控制还是法教义学控制

预防应当成为刑法的重要目的。刑法学者虽然口头承认其重要性，但在理论研究上对预防功能始终充满警惕，认为预防具有内在扩张逻辑。因此，学界提出用法教义学体系对预防进行控制。但法教义学的控制方案无法提供清晰的标准和明确的方法，显得左支右绌。预防水平实质就是刑法的调整范围和刑罚的严厉程度，对它的控制应当使用经济分析的方法，以成本控制的形式进行。成本控制下的最优预防应当成为刑法的规范目标。成本控制理论不仅更加开放和统一，还能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法教义学控制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法教义学者将体系化等同于理论统一。     

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 依法助力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建设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站在党和国家事业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深刻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强调“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为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举旗定向,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     

省直管县改革背景下市县横向分治与合作机制之构建

省直管县改革是为适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而进行的行政层级调整,对于破除市管县体制藩篱、激活和增强县域经济发展活力、提高行政效率具有重大意义。实践中,市县科层结构"交错纠缠"、省级政府管理幅度偏大、市县资源依赖关系受到冲击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省直管县改革的推进,导致改革的政策红利未能充分释放。应从增加省直管县试点数量、推动市县科层结构扁平化、维护市县共生性资源依赖关系、引导市县从资源竞争走向差异化合作等方面着手构建并完善市县横向分治与合作机制,以推动省直管县改革取得更大成效。     

收入平等的制度基础:主体行为的视角

制度广义上包括个体的思想意识和政府的政策规定。缓解收入不平等,既应注重微观个体的意识重构,又应侧重政府层面的政策设计,因此,从主体行为的角度分析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一种涉及制度基础的、追根溯源式的创新性尝试。文章的观点是:第一,缓解收入不平等应遵循一种“合理有效的平等机制”,即经济个体都可以而且应该充分利用其所拥有的和可获得的资源禀赋,去实现自由发展;第二,在不同收入阶层中,低收入者既应合理地看待不平等现象,又应通过积极努力以实现向上流动;高收入者则应有效地降低社会阶层间的心理割裂,同时又应主动地补偿低收入者的资源耗损;第三,政府应设计并遵循“合理有效的平等机制”,应搭建经济个体充分发挥资源禀赋的发展平台。     

优秀学生党员胜任力模型:建构、调试与应用

一流大学的建立需要以一流人才的培养为基础,而提高优秀学生党员的综合素质作为在高校党建中的新课题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调查问卷的收集与数据的分析,选取7个胜任力因子作为建构优秀学生党员胜任力模型的基础,按照核心、中间、外围三个层次的考量,个人特质、学习与发展、自我实现为模型的核心层;人际关系、自我定位为中间层;沟通运作与专业技能为外围层。在模型建构完成后,可将其运用至优秀学生党员的选拔、绩效评价、培训与发展三个学生党员培育发展的全过程当中。     

新时代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工业化逻辑及其实现路径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产业发展的新型化、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产业发展的集聚化和产业竞争力的高端化。从新时代经济发展的现实状态来看,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必须坚持工业化的逻辑。坚持工业化逻辑就是要防止过度去工业化,从新兴产业的新动能培育与传统产业的新旧动能转换两条路径入手,以新型工业化、再工业化、继续工业化及工业现代化为基本逻辑,在坚持把实体经济做优做强的基础上,通过创新为我国工业化发展提供核心动力,进而构建我国新时代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工业化逻辑的实现需要发挥现代信息技术对产业发展的渗透作用,以信息化带动传统产业的现代化,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培育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新动能;推动消费结构升级,积极培育未来新产业的发展;完善支持体系,创造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环境。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人全面发展的新际遇新路径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党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下对社会生产力状况和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之间的不协调作出的正确研判,与新时代人的全面发展息息相关、联系紧密,"人民"是贯通两者的主题与主线.社会主要矛盾新概括明确了新时代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新阻力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但同时也指明了人全面发展的新的突破口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满足人民与日俱增的新要求和新诉求,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愿景和向往,在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进程中不断开辟人的全面发展新路径.     

什么样的“闹大”成功了?--基于40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社会中层出不穷的"闹大"是公共治理状况的一面"镜子",也是转型时期政策议程建构的重要路径。本文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对2003-2019年发生的40个"闹大"案例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上级(层)政府支持是"闹大"成功的必要条件。推动"闹大"成功的充分条件组合共有八种,可具体归纳为制度框架使用模式、集体施压模式、专家引导模式和暴力强推模式等四种解释模型。公民"闹大"成功是多个条件组合的结果,在核心条件发挥基础作用的前提下,适当的辅助条件更容易触发政策议程,推动问题解决。文章为公民"闹大"的行动逻辑提供了新的因果解释机制,也为理解形形色色的"闹大"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     

民族要复兴 乡村必振兴

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成立以后,充分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把为广大农民谋幸福作为重要使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领导农民率先拉开改革大幕,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推动农村全面进步。”通过全党上下艰苦努力,贫困群众按时实现脱贫摘帽,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标志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