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预防的定位与限制——成本控制还是法教义学控制

预防应当成为刑法的重要目的。刑法学者虽然口头承认其重要性，但在理论研究上对预防功能始终充满警惕，认为预防具有内在扩张逻辑。因此，学界提出用法教义学体系对预防进行控制。但法教义学的控制方案无法提供清晰的标准和明确的方法，显得左支右绌。预防水平实质就是刑法的调整范围和刑罚的严厉程度，对它的控制应当使用经济分析的方法，以成本控制的形式进行。成本控制下的最优预防应当成为刑法的规范目标。成本控制理论不仅更加开放和统一，还能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法教义学控制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法教义学者将体系化等同于理论统一。     

收入平等的制度基础:主体行为的视角

制度广义上包括个体的思想意识和政府的政策规定。缓解收入不平等,既应注重微观个体的意识重构,又应侧重政府层面的政策设计,因此,从主体行为的角度分析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一种涉及制度基础的、追根溯源式的创新性尝试。文章的观点是:第一,缓解收入不平等应遵循一种“合理有效的平等机制”,即经济个体都可以而且应该充分利用其所拥有的和可获得的资源禀赋,去实现自由发展;第二,在不同收入阶层中,低收入者既应合理地看待不平等现象,又应通过积极努力以实现向上流动;高收入者则应有效地降低社会阶层间的心理割裂,同时又应主动地补偿低收入者的资源耗损;第三,政府应设计并遵循“合理有效的平等机制”,应搭建经济个体充分发挥资源禀赋的发展平台。     

论党的对外工作 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的独特作用

作为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对外工作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发挥着引领、固基、统合、拓展、协同等五个方面的独特作用.新时代,日益走近世界政党舞台中央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的关系、与世界其他政党的关系业已发生历史性变化.在此背景下,党的对外工作需要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基础上完善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努力搭建更多形式、更多层次的国际政党交流合作网络,同时加强对世界政党的方向、理念、认知、责任引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争取更多支持者、赞同者、同行者,为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什么样的“闹大”成功了?--基于40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社会中层出不穷的"闹大"是公共治理状况的一面"镜子",也是转型时期政策议程建构的重要路径。本文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对2003-2019年发生的40个"闹大"案例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上级(层)政府支持是"闹大"成功的必要条件。推动"闹大"成功的充分条件组合共有八种,可具体归纳为制度框架使用模式、集体施压模式、专家引导模式和暴力强推模式等四种解释模型。公民"闹大"成功是多个条件组合的结果,在核心条件发挥基础作用的前提下,适当的辅助条件更容易触发政策议程,推动问题解决。文章为公民"闹大"的行动逻辑提供了新的因果解释机制,也为理解形形色色的"闹大"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     

政策不作为:基本类型、驱动因素与治理展望

考察并审视政策过程可以发现,公共政策实践中政策不作为现象大量存在。政策不作为是指决策者对社会问题“无所作为”的情况,包括五种类型:有计划的政策不作为、意识上的政策不作为、受迫的政策不作为、不情愿的政策不作为和无意的政策不作为。政策不作为的驱动因素,包括政策制定者的行为模式、公共组织的信息病态、政府机构和程序的缺陷运作以及网络结构的不协调和可行性缺乏。基于此,应从政策不作为研究的四个探索方向即识别政策不作为、解释政策不作为、评估政策不作为和治理政策不作为入手,通过对其深入分析,不断丰富和推进政策科学对政策不作为的研究。     

“相见”不“相识”:公民参与反腐败的认知梗阻及其克服——基于G市百个村(居)的调研

推进基层监察体制改革是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G市百个村(居)的调查资料，对村(居)民监察认知的现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村(居)民监察认知存在关注程度不高、了解程度不深、参与积极性不足，但满意度较高的认知梗阻。其中，对关系壁垒、宣传方式、腐败生态是影响监察认知水平的关键因素。基于此，应通过重视社会资本的“感染”效应、创新廉政政策宣传内容和方式、培育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等方式克服公民参与基层反腐败的认知梗阻。     

重视房地产政策的社会属性——海外学者眼中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及政策

房地产属于社会领域而非经济领域,如果一定要将其视为经济领域,也是社会属性极强的经济领域。在解决居民住房问题上,新加坡政府的成绩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新加坡成立建屋发展局,通过政府主导落实组屋政策这一基本国策,与时俱进满足人民住房需求,并以组屋为平台提供公共服务,进行国家管理,做好社会建设。组屋政策实现了“居者有其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