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预防的定位与限制——成本控制还是法教义学控制

预防应当成为刑法的重要目的。刑法学者虽然口头承认其重要性，但在理论研究上对预防功能始终充满警惕，认为预防具有内在扩张逻辑。因此，学界提出用法教义学体系对预防进行控制。但法教义学的控制方案无法提供清晰的标准和明确的方法，显得左支右绌。预防水平实质就是刑法的调整范围和刑罚的严厉程度，对它的控制应当使用经济分析的方法，以成本控制的形式进行。成本控制下的最优预防应当成为刑法的规范目标。成本控制理论不仅更加开放和统一，还能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法教义学控制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法教义学者将体系化等同于理论统一。     

人情关系“脱嵌”与乡村社会秩序的重建探索

人情关系与乡村社会秩序具有同构性，二者都是以“私序”来维持“公序”。在市场化的冲击下，维系人情关系与乡村社会秩序的共同信念出现了解体，在乡村社会中则表现为人情关系的“脱嵌”以及对乡村社会秩序重建的需求。在区分了市场化带来的积极与消极的影响后，认为市场化是乡村社会现代化的必然过程，最后从共同信念的树立、乡村社会组织建设以及行为规范建设三个方面提出了重建乡村社会秩序的建议。     

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一站式询问检警关系探究

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办理存在特殊性，传统检警关系模式难以有效保护被害人权益，亦难以保证侦查取证的质量。检警一体化、侦诉协作、检察引导侦查等三种检警关系模式各有优劣。结合检警关系理论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双重功能来看，应在检察引导侦查模式下明确“提出要求”和“临场监督”等具体内容。这样才能更好实现保护性侵害未成年被害人与保证侦查取证质量两方面平衡。     

收入平等的制度基础:主体行为的视角

制度广义上包括个体的思想意识和政府的政策规定。缓解收入不平等,既应注重微观个体的意识重构,又应侧重政府层面的政策设计,因此,从主体行为的角度分析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一种涉及制度基础的、追根溯源式的创新性尝试。文章的观点是:第一,缓解收入不平等应遵循一种“合理有效的平等机制”,即经济个体都可以而且应该充分利用其所拥有的和可获得的资源禀赋,去实现自由发展;第二,在不同收入阶层中,低收入者既应合理地看待不平等现象,又应通过积极努力以实现向上流动;高收入者则应有效地降低社会阶层间的心理割裂,同时又应主动地补偿低收入者的资源耗损;第三,政府应设计并遵循“合理有效的平等机制”,应搭建经济个体充分发挥资源禀赋的发展平台。     

论党的对外工作 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的独特作用

作为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对外工作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发挥着引领、固基、统合、拓展、协同等五个方面的独特作用.新时代,日益走近世界政党舞台中央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的关系、与世界其他政党的关系业已发生历史性变化.在此背景下,党的对外工作需要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基础上完善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努力搭建更多形式、更多层次的国际政党交流合作网络,同时加强对世界政党的方向、理念、认知、责任引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争取更多支持者、赞同者、同行者,为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穿透金融腐败迷雾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我国金融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截至2020年三季度末,我国金融机构总资产超347万亿元,是世界重要的金融大国。血液一旦被污染,将威胁的就是全身健康。金融行业腐败具有极强的蔓延性,它不局限于行业之内,会向其他领域传染、扩散,可能对实体经济发展造成冲击,也可能诱发社会问题。     

什么样的“闹大”成功了?--基于40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社会中层出不穷的"闹大"是公共治理状况的一面"镜子",也是转型时期政策议程建构的重要路径。本文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对2003-2019年发生的40个"闹大"案例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上级(层)政府支持是"闹大"成功的必要条件。推动"闹大"成功的充分条件组合共有八种,可具体归纳为制度框架使用模式、集体施压模式、专家引导模式和暴力强推模式等四种解释模型。公民"闹大"成功是多个条件组合的结果,在核心条件发挥基础作用的前提下,适当的辅助条件更容易触发政策议程,推动问题解决。文章为公民"闹大"的行动逻辑提供了新的因果解释机制,也为理解形形色色的"闹大"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     

地方创新性立法的限度及其规范化

地方创新性立法是推进地方治理法治化的重要手段,鼓励地方立法创新是完善我国立法体制的应有之义。为实现地方创新性立法的规范化,应明确地方性事务的判断标准,引入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加强立法决策量化论证。     

适用调解化解劳动争议的三种方法

处理好劳动争议纠纷,不仅是平衡与协调劳动关系的需要,也是保护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双方利益的需要,更是维护劳动关系和社会稳定的需要。那么,如何有效化解劳动争议纠纷?笔者认为应做到以下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