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与前瞻:行政法律关系之研究

传统的行政法律关系理论有较大的片面性,无法适应现代服务行政,也阻碍了行政法律关系理论的发展。因此,对行政法律关系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把行政法律关系置于人民与国家、国家与行政机关、行政机关与相对人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运用宪法、法理的基本理论以及科学、发展的眼光来审视畸形生长的行政法律关系理论,是重构行政法理论的必然选择。     

两瓶“好酒”惹的祸

纠纷背景2019年8月,上海市某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在某烟酒经营部抽查时,查出2瓶假冒某酒厂注册商标的某品牌白酒。随后,工作人员没收了2瓶涉案白酒,并对该烟酒经营部负责人汤某某进行了行政处罚。2020年9月,酒厂对烟酒经营部所属的某物资利用公司提起商标侵权诉讼,要求被告立即停止对其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害,销毁库存商品.     

《民法典》背景下个人信息侵权举证责任探究

随着个人信息的商品化利用越来越普遍,个人信息侵权案件频繁发生。基于此,民法典将个人信息置于人格权一编中并加以细化。然而,现行个人信息侵权举证模式已不适应时代发展趋势,从而在实务中出现了信息主体举证难度大、争讼双方利益失衡、维权成本加重的问题。为完善我国的个人信息侵权举证责任制度,遏制个人信息侵权行为的发生,应从设立三元归责原则、采用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理论、引入公益诉讼制度三个方面予以完善。     

“检察蓝”为特殊群体撑起“法治蓝天”

2021年12月23日,最高检发布第31批指导性案例。这批案例的当事人,涉及智力残疾人、老年人、进城务工人员、受家暴妇女等特殊群体,他们诉讼能力偏弱,不会.不敢、不善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检察机关积极作为,能动履职,发起支持民事起诉,帮助这些特殊人群成功地讨回了属于自己的公道。     

检察听证制度完善研究

检察听证制度,是检察机关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引导人民有序参与司法的重要制度设计.该制度充分体现了检察制度的人民性,契合人民参与司法的时代诉求,符合构建人民信赖司法体系的现实需要,顺应检察权运行诉讼化构造的发展趋势.近年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大力推行检察听证制度,颁布《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提出"应听证尽听证"的工作要求,检察听证制度得到里程碑式的发展.然而,从实践运行状况看,检察听证制度仍存在一些不足和需要进一步完善之处.对此,要保障听证员选用的民主代表性,加大基层普通民众担任听证员的比例;以诉讼经济原则规范检察听证启动,合理界定听证适用范围;以诉讼化运作完善检察听证细则,健全听证配套机制建设;以强制反馈机制强化检察听证意见运用,赋予听证意见更强的法律效力.     

从清代诉讼费用实况看“讼费高昂”话语的主客观意涵

清代的官员和士大夫们常常声称打官司的费用非常高昂乃至会令人倾家荡产，并强调这主要是由于衙门吏役向当事人肆意需索各种司法陋规所致。但从清代的许多实际案例来看，当时人们的诉讼费用固然不会低，但也并不总是那么高不可攀。大致从道光朝开始，不少地方衙门各自陆续出台了吏役规费章程，试图对吏役们在承办讼案过程中可收取的规费名目及其数额进行某种程度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上述做法的成效不能被高估，但也不能被轻视。清代那些关于“讼费高昂”的描述具有一种典型的话语性特征，所呈现的乃是一种表达性现实。它既反映出打官司的费用明显给许多涉讼的普通民众造成经济压力的客观现实性，又潜藏着官员与士大夫们的某些微妙用意，不仅被他们用于建构吏役皆是腐败之辈的整体负面形象，以维护特定的意识形态、利益格局和权力结构，而且还被用来劝阻乃至恐吓民众不可轻易兴讼，进而期望能有助于遏制当时总体上不断扩大的词讼规模。     

刑事上诉案不开庭审理之宪法学检讨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已明确将"事实之争"上诉案列为二审应开庭范围,然而二审开庭率至今仍在低位徘徊.二审法院给出的不开庭理由,竟多为早已被废弃的"事实清楚,可不开庭"之旧规.此做法不仅与刑事诉讼法立法目的相悖,在宪法层面也存在诸多弊端.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启动检察监督、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工作监督,均是现行宪法体系下解决上诉案开庭问题的可行路径.严格司法,应确立和落实刑事案件二审一律开庭审理的改革目标.     

我国审查逮捕诉讼化改革之现实需求

审查逮捕是我国刑事诉讼的重要程序性节点,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已历经多次修改,但审查逮捕的决定权仍归属于检察机关。在长期的司法实践惯性下,审查逮捕的行政化色彩越发浓厚。此种情况下,难以将犯罪嫌疑人的知情权、抗辩权落到实处。因而有必要着眼补齐当前审查逮捕的现存短板,在更深层次上对审查逮捕程序进行诉讼化改革。     

社会组织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之质疑——兼论《民法典》第1235条的解释

无论是世界主流立法例，还是从损害的属人性要求出发，社会组织都不得以生态环境受损为由请求污染者直接承担赔偿责任。我国《民法典》虽然在侵权责任编中确立了普通环境侵权和生态环境侵权的二元模式，但是并不意味着社会组织有权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诉讼。环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之时，应当明确区分为造成社会公众具体损害的情形和仅造成生态环境自身损害的情形。前者可以由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后者则可以由监管机关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等，社会组织对此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缺乏正当性。确立生态环境保护的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诉讼二分论，可以明确社会组织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路径，也可以赋权社会组织在行政机关不作为时可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生物多样性预防公益诉讼的制度逻辑及实现路径

随着当今社会风险的不断加剧、不可逆转损害后果的频繁出现,生物多样性保护不应局限于事后的补救性救济,而应当积极拓展其预防功能,将隐患消弭于尚未发生之际是生物多样性预防公益诉讼的应有之义。就现行司法救济体系而言,尚存在法源理论上的不相妥协、立法维度上的事后救济为主、司法实践中的固守谨慎等鲜明特征。因此,应当在风险预防原则与比例原则的引导下,加快推进生物多样性专门立法、明确“重大风险”判断基准、完善生物多样性多元保障体系、打造查、审、执相互贯通的全链条式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