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砖国家网络安全合作:进展与深化路径

金砖国家作为一支代表新兴经济体的力量,在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国际影响力逐渐扩大,并积极致力于推动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金砖国家所共同面临的网络安全问题为其之间的合作提供了战略基础,并且正在通过建设金砖国家光缆以及建立网络安全问题工作组、信息通信技术使用安全专家工作组等方式来深化彼此在面临网络安全问题时的协作机制。金砖国家网络安全合作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网络空间治理构想不同,网络安全合作面临掣肘因素以及西方国家的分化政策。金砖国家应完善应对网络安全威胁的合作平台,通过民间对话带动政府间合作,运用金砖机制引领发展中国家信息科技合作,共同推进全球网络空间规则的制定。     

金砖国家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动因及合作机制分析

金砖国家建立的初衷是为了崛起中的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应对金融危机;但随着各成员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意愿不断增强,金砖国家在气候治理中的角色及其逐渐形成的合作机制开始引人注目。此外,气候问题与各国经济及能源领域的密切关联也使气候合作得以成为金砖各国深化合作的重要动力。本文将根据金砖国家各自的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耗状况等客观因素,具体分析它们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动因和具体政策,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气候合作机制的构建及影响。     

金砖国家合作的动力:国际认知及其启示

国际社会对金砖国家合作一直高度关注,尤其是在金砖国家合作动力问题上的论争尤为突出,出现了来自悲观派的动力匮乏论、来自乐观派的动力充足观和来自观望派的动力不稳定说三种认知,而这些认知大致反映出权力政治、利益和谐、身份政治、功能"外溢"和全球治理五种不同分析视角。全面把握金砖国家合作动力的国际认知,对在新形势下推进金砖国家合作有重要意义。为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可持续合作,我们不仅需要讲好金砖故事,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还要在国际认知分析中寻求新的合作增长点,即通过创新合作机制和推进共识行动,将金砖国家建设成更大范围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行动共同体。     

南非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探析

南非申请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是南非与其他金砖国家的历史联系,及经济与战略合作关系的持续深入等综合因素影响的结果,符合南非推动国内经济发展、注重对非其他国家间关系与参与全球治理等利益诉求。作为非洲大国与世界主要新兴经济体之一,其他金砖国家看好与南非在增强相互关系的经济社会基础、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均衡与完善全球治理机制等方面的合作潜力。作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新成员,南非将在推动金砖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倡导非洲议程与深化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方面扮演积极角色。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转型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目前正经历从一个"侧重经济治理、务虚为主"的"对话论坛"向"政治与经济治理并重、务虚和务实相结合"的"全方位协调机制"转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外汇储备库的建设对推动金砖合作机制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导致一定程度上"金砖威胁论"的兴起。本文在阐述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转型的基础上,从金砖国家在G20和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作用,以及金砖国家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案例实践出发,提出金砖国家合作的基本定位是"内谋发展、外促改革",旨在推动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进行"包容式改进",而非对抗发达国家或推翻全球治理体系。     

南非峰会与金砖合作新愿景

在国际安全局势动荡因素增多，世界经济整体复苏前景未明，经贸领域泛政治化与泛安全化逆流涌动背景下，金砖国家始终秉持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初衷，机制韧性经受考验并实现历史性扩员，进入转型升级新时期。站在新的起点上，金砖国家内外发展动能同步增强，将继续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可持续崛起探索新模式，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和共同安全。中国积极践行金砖精神，与金砖成员团结自强，以务实合作更有效落实“金砖方案”，加强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金砖国家经贸安全合作:挑战与对策

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导致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全球治理体系却未很好地反映这种变化趋势,以金砖国家为首的新兴变革力量开始登上国际安全治理的舞台。然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逆全球化的盛行使金砖国家内部的贸易势头减弱;美联储加息、投资干预政策以及政局动荡和经济疲弱等因素使金砖国家面临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减少的压力;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给金砖国家能源安全合作带来困扰;金融安全合作进展缓慢。基于此,金砖国家应继续深化各领域的改革,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为金砖国家的安全合作夯实基础;加快相互之间的发展战略对接,以提升金砖国家的安全合作水平;通过加强沟通与协调,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丰富金砖国家安全合作的内涵。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全球治理及中国参与北大核心CSSCI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国内和国家间贫富差距拉大、国家面临的挑战与风险更为复杂、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国家决策和国际形势增加新的变量。世界之变促全球治理随之发生变化,体现为全球层面治理机制的革新、区域层面治理的深化与整合、主权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经历了先削弱再增强的过程、大国国内政治与国家政策变化导致全球治理在多方面发生改变。中国一直以来以积极姿态参与全球治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度变革、开创全新的合作模式与合作理念并广泛参与多领域治理进程。当前,为应对大变局,中国创新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包含以“合作共赢”为驱动探索理念创新、以“开放包容”姿态推动治理模式创新、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促共同安全治理的实践创新和以“可持续发展”凝聚共识并率先在认同度高的领域发掘合作新契机。     

金砖国家非传统安全合作的理论与实践路径

围绕金砖国家合作,不少人持有"褪色论"或"金砖分化"的悲观态度,主要论据是金砖国家之间并不存在很强的禀赋互补性,因而难以促成合作。然而,从合作理论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治理实践出发,金砖国家合作都是可行的。从理论维度出发,合作包括交换型合作与协作型合作。交换型合作认为,禀赋的互补性缺失,合作就难以形成。这也是当前学界对于金砖合作的争论焦点。然而,合作还包括协作型合作,达成共同利益,并不依赖禀赋的互补性就能塑造相互依赖的合作关系。再回到金砖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问题领域内合作实践的维度,随着安全的内涵、议程和治理路径发生转变,国与国之间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多。因为全球化时代安全议程空前复杂、具有非传统性,进而超越了一国之能力予以治理。具体到金砖合作的治理实践之中,塑造后天共同利益的操作路径包括:塑造"行动焦点"、把饼做大;培育信任、塑造伙伴关系等。此外,金砖国家合作强调包容性规范,持开放的姿态,重视与其他平台以及世界各国的合作。     

国际金融安全治理中的金砖路径

随着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与国际政治权力结构之间的错位日益严重,在"新兴国家"的共同身份与追求金融安全保障的共同利益的双重基础上,金砖机制以国家组合的形式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安全治理,向当前西方主导的金融安全治理格局发起了强有力的冲击。在全球层次,金砖国家以二十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多边组织机构为框架参与国际金融安全治理并谋求更高的权力地位;在区域层次,金砖国家成立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构建金砖外汇储备库等新的金融机构和金融机制以深化成员国内部的金融安全合作;在双边层次,金砖国家通过本币互换等形式提升货币安全。金砖国家金融安全治理合作的顺利开展,需要一个更有效的国际机制作为保障。然而,金砖机制中存在着成员特质差异、政治嫌隙明显、议题实施艰难、国际风险巨大等诸多障碍,使其在内部难以避免制度性缺陷,在外部难以保障金融安全,这就需要金砖国家采取更加积极的作为加以克服。作为金砖机制的主导国,中国一方面在经济外交新发展的历史阶段,需要借助金砖平台以展示实力、阐明诉求;另一方面,中国也能为构建治理水平更高的金砖金融机制做出贡献。     

俄罗斯食品安全的外部因素

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食品安全问题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近年来,世界饥饿人口的数量始终保持在8亿人的水平。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也存在着食品安全问题,为此,各国都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措施和发展纲要。     

世界“粮食危机”对印度粮食安全的影响

2007年的世界“粮食危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印度作为中国的邻国及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人口大国,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如今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一旦印度粮食危机爆发,不仅会对正在崛起的印度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巨大影响,而且会波及周边国家乃至世界。因此,我们应当关注印度粮食安全,并寻找应对之策。     

东南亚各国的粮食新政及其与中国的合作分析

2008年以来,全球粮食产量增长缓慢,需求不断增长,粮食危机席卷全球,如何保证粮食供应安全已成为东南亚国家面临的突出问题。为此,东南亚各国纷纷实施粮食新政,采取多种措施发展农业生产,确保粮食供给与粮食安全。世界范围内的粮食危机促进中国与东盟强化在粮食领域的合作。     

吉林省粮食安全政策选择

2010年我国的粮食产量达到54 641万吨,增产2.9%。[1]尽管如此,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大问题,全球的粮食安全问题仍然很严重,粮价维稳已成为各国的头等大事,2010年全球玉米价格暴涨了52%,小麦上涨了49%,黄豆上涨了28%。[2]有些问题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有些问题是人为造成的,这使全球经济陷入一种十分不稳定的状态。当今全球社会十分害怕粮食价格上涨,有些人把这些问题摆在与金融危机同一个位置上。     

春秋战国时期粮食安全思想的传承与当代战略选择

粮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是关系国家安全、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的重要战略性资源。粮食安全化与政治化是国际政治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鉴于此,重新发现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已形成的粮食安全思想,从粮食对国家安全、国家权力以及国家道义层次考察彼时粮食安全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生粟之国亡”,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富国以粟”,粮食是国家富强的保证;粮食关乎人心向背和国家道义。齐桓公为建立霸业实施了粮食外交与粮食战略,开创了现代粮食战争的先河。“不生粟之国亡”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粮食安全思想的核心和根本,也是对中国古代粮食安全思想再发现的落脚点。基于此,当代中国粮食安全战略应立足于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保障国内粮食生产,积极开展粮食外交,实行粮食“走出去”战略,在全球化背景下确保实现国家粮食安全。这不仅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最重要的物质基石。     

Food,state power,and rebellion: The case of maize

Why do rebellions occur and persist in some countries but not in others? Evidence shows that natural resources affect the fighting capacity of rebel groups; yet, by focusing on lucrative resources that are rare in most rebellion-afflicted countries, such as oil and diamonds, scholars neglected one necessary input for rebellion: staple crops. Focusing on maize, the world’s most prevalent staple, this study argues that,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sources for rebel groups, maize can have a destabilizing effect on the state’s ability to thwart rebellion. These claims are corroborated statistically on a new time-varying, high-resolution global dataset of staple crop productivity, and then qualitatively through an analysis of archival records on the Mau Mau rebellion. In identifying an overlooked, global linkage between agricultural abundance, state capacity, and intrastate violence, this study explains strong geographical and temporal variations in rebellions at both the subnational and global levels.     

新中国解决归侨和侨眷粮食安全问题探析

建国初期,大批归国华侨急需救济。在侨区,由于部分地方干部忽视了归侨和侨眷的特殊性,在执行土改和侨汇以及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中侵犯了归侨和侨眷的利益,加之其他客观因素,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归侨、侨眷粮食安全问题。对此,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归侨妥善安置救济,帮助他们创业立业;及时纠正工作中的偏差,保护侨眷的合法权益,对其悉心照顾。在国家整体粮食安全水平不高的情况下,确保归侨、侨眷得到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粮食,成功地解决了他们的粮食安全问题,巩固和扩大了这一时期的爱国统一阵线,为广大海外华人华侨、归侨和侨眷投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人民政权的稳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重构中国粮食安全的认知维度、监测指标及治理体系

判断一国粮食安全的实现程度,要基于对粮食安全的清晰认知。粮食安全问题易被简化为粮食总产量问题。上述概念相关但非同一命题。国际粮食安全认知维度及演进显示,粮食安全是一个系统,从横向看,它包含可供量、粮食获取、粮食利用(如营养安全)与稳定性四个维度;从纵向看,它包括宏观、中观与微观(如家庭获取能力)三个层面。一个完备的国家粮食安全监测指标体系也应与这四个维度、三个层面相对应。当前中国粮食安全政策与监测主要强调国内供给总量安全,属于可供量维度与宏观层面的交集;其他维度则较为单薄,尤其是微观层面的粮食获取维度以及粮食利用维度下的营养安全。借鉴巴西跳出"粮食生产大国无粮食安全之虞"的认知窠臼、直面其粮食安全严峻态势、进而推行影响深远的"零饥饿"计划、取得显著成效的经验,中国应加快构建一套比较全面的、符合当前经济、社会和农业发展现状的粮食安全认知、监测及治理体系,即将粮食安全治理重心从宏观转入宏观、中观、微观并重,构建一套全面的粮食安全监测指标体系以及建立跨部门的粮食安全治理体系。     

新中国70年国家安全观的演变:认知、内涵与应对

新中国成立以来,面对国内外安全环境的变化,中国实现了由传统安全观向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演变,显著体现在安全环境研判、安全内容认知和安全维护手段三个方面。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安全方面频繁推出新理念、新方案和新举措,中国的安全能力不断增强,国际安全影响日益增加。在安全观方面,中国先后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亚洲新安全观、亚太安全观等理念,实现了安全观的变革与创新。安全环境研判方面,对国内安全的认知更加全面系统、对周边安全的认知更加统筹协调、对国际安全认知更加注重“中国作为”;安全内容认知方面,认知内容日益丰富,兼顾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统筹国家安全与人民安全;安全维护手段方面,不断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和推进国际安全合作。回顾新中国七十年国家安全观的演变,历经安全实践的锤炼,已经形成了一些基本经验,主要体现在安全环境研判需考虑内外因素并注重其联动性、坚持核心安全需求的底线和安全维护手段要以和为贵、文攻武备。展望未来,其重要启示在于中国的国家安全观要注重安全需求与安全能力之间的平衡,将安全能力建设视为至关重要的任务,不断促进安全维护手段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安全文化的退化

安全文化是一个社群就怎样界定安全和安全威胁、怎样保障和实现安全所达成的主体间理解和共同知识。冷战之后,全球化推动了一个全球社会的初步形成,因之也催生了一种以开放安全、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为基本内容的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的雏形。但是由于全球治理失灵,不断出现且日益积累的全球性威胁得不到有效应对,民粹现实主义强势兴起,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屡遭重创,开始向以封闭安全、孤立安全、零和安全的冲突型安全文化转变,明显降低了国际安全合作的几率。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全球公共安全合作的失败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虽然人类向共同体进化的历史大趋势不可阻挡,但在一段时间内,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与冲突型全球安全文化的激烈竞争将会是国际关系的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