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太空军事化的若干思考

近年来，各国竞相发展太空事业，太空“军事化”和“武器化”的问题目益成为国际军事战略的显学。早在冷战时期，太空就已被美苏赋予军事意义，但太空军事化并不等同于武器化，太空武器化仍未实现。另外，美国推行的太空单边政策和太空相关国际法的漏洞都不利于太空安全，国际社会应引起充分关注。     

拜登政府太空战略的安全化动向

拜登政府按照安全化逻辑不断充实美国太空战略的既有内涵，形成了覆盖战略指南、优先次序、基础设施、军事能力及至国际合作的完整体系。其动力从表面看来自两个方面：为了节约资源而优先追求太空规范霸权，为了提升威慑效能而强化太空军事霸权；从深层看来自美国重振国际体系霸权的意图。由此，拜登政府太空战略实现了间接—直接目标、规范目标与军事—政治—经济目标的有效整合。其中，拜登政府着重加强两个方面的能力建设，一是围绕太空军控规范、太空和平利用及规范建构联盟建设等提升美国的太空规范能力，二是聚焦优化太空作战体系、强化防御能力和开发前沿战力等巩固美国的太空军事能力。今后，拜登政府太空战略的规范化、军事化和系统化特征将进一步强化，可能会对太空治理产生深远的消极影响。     

“星链”对太空军控的影响北大核心

“星链”已成为新一轮太空热的亮点,其他类似项目也纷纷推出。这项创新给太空安全带来的直接挑战是频轨资源的短缺,更加深远的后果是太空军事化和武器化得到重新赋能、太空军民结合加深、太空意外事故导致误判和冲突升级的风险加剧、主权国家的网络信息安全受到挑战。在大国竞争加剧和各国太空军事化步伐持续的背景下,太空军控形势产生多方位变化:国际社会对频轨资源治理的需求将成为太空军控的重要动力来源;军民结合将促进太空安全机制的交叉融合发展;太空实力分布的集中化将动摇各方既存利益关系;太空行为体的多样化会造成国际、国内的双重博弈态势;太空军控的侧重路径可能由限制器物转向控制行为。     

印度军事太空计划缘起与前景

2008年6月10日印度宣布建立综合太空部（ISC），此举是继2007年2月宣布将成立太空司令部以来，印度太空军事化步伐向前迈出的又一大步。印度军事太空计划内容丰富，构想宏大，既有基础研发，也有机构组建，还有军事转型，并已形成一定的发展模式。但总体看，印度的太空计划还受到技术、资金、官僚作风等因素制约，前景并非一片坦途。     

太空武器化及中国太空安全构建

太空技术的出现来自冷战时代的美苏军备竞赛。在世界第一颗卫星上天后,太空随之被赋予了军事化意味,太空武器化接踵而至。冷战后,为了确保太空霸权,同时维护一超独霸的地位,美国不惜重拾冷战时代的太空武器化政策,由此,引起其他国家的相应回应。太空武器化程度逐渐抬升,给国际战略稳定与平衡造成严重威胁与挑战,引起反导系统和太空军备竞赛,增加核战风险,阻碍世界核裁军进程,也给太空商业开发、"太空2030议程"等带来诸多挑战。太空武器化给中国太空安全造成巨大的挑战与威胁,使中国太空资产的安全陷于危险境地,中国利用太空资产的自由有可能被限制或被剥夺,战略目标(包括战略核力量)受到太空系统的侦察与打击的威胁。为应对太空武器化的威胁与挑战,从安全上加强太空威慑力量建设,构建中国的太空安全体系显得紧迫与必要。     

日本太空安全观的演变

日本太空安全观经历了重要的改变。冷战时代,太空技术主要限于"和平利用",以显示遵守《和平宪法》,争取国际社会的认可,换取国家安全。冷战结束前后,日本自卫队先后多次参加维和行动,以及为美军提供支援,但是发现没有天基资产是与美军存在巨大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自卫队要求利用天基资产为国家安全服务。朝鲜进行弹道导弹与核活动,严重威胁到了日本国家安全,为日本自卫队开发军事太空系统提供了机会。同时,国会通过法律允许太空军事利用,为国家安全服务。这是日本太空安全观的重大变化。此外,《美日联合防卫指针》和美国的亚太"太空再平衡",要求美日进行太空安全合作,确保国际太空安全,为国际和平服务。这样,日本的太空利用扩大到太空安全领域。日本太空安全观进一步拓展与深化。     

“负责任外空行为”议程与太空安全机制新动向

近年来,太空安全环境发生急剧变化,各国太空军事化步伐加速,商业航天崛起,太空拥挤加剧,太空军民融合加深。在此背景下,英国于2020年发起一项名为“负责任外空行为”的太空军控新议程。该议程推出后,美国积极参与并试图将之导向一项自愿承诺禁止地基动能反卫星试验的国际协议,这意味着其太空军控立场的重大转向。美国意图借“负责任外空行为”议程干扰对手发展不对称反卫星手段、强化太空同盟、划定太空威慑“红线”、策应太空环境议题。“负责任外空行为”已成为太空安全机制领域最有影响力的议程,不仅因为其引发了大国间政治矛盾,还因其体现了太空安全机制的发展动向。在新的太空安全环境下,太空军事安全和民事安全的国际机制正交叉融合发展,各机制的议程模式将更加开放、参与者更加多样、控制行为的路径更加主流。     

“星链”军事化发展及其对全球战略稳定性的影响

美国推进“星链”军事化发展,使得外空安全和全球战略稳定面临严峻挑战,必须对其潜在风险进行提前研判和评估。较之传统外空装备,“星链”具有多维一体的战场网络覆盖能力、延伸全杀伤链的集成性功能以及面向实战化的信息作战优势,将对全球战略稳定格局带来三大冲击：一是冲击首攻稳定性,“星链”既强化了美国先发制人的战略突袭能力,又弥补了军用太空资产固有的脆弱性,提升了美国太空攻防的整体能力;二是冲击危机稳定性,“星链”会加剧外层空间爆发“意外战争”的风险,同时,针对“星链”的制衡与反制措施可能造成外空危机的快速升级,并由战略领域向常规领域扩散;三是冲击军备竞赛稳定性,“星链”具有攻防一体和军民两用属性,可能加剧军备发展的“安全困境”,引发技术扩散和军备竞赛风险。“星链”技术系统的不透明性和不可预测性,导致有关军备控制的信心建立措施难以施行。应对“星链”军事化发展对于全球战略稳定的挑战,必须吸纳涵盖商业部门在内的多元化安全治理主体,构建核、外空、网络和人工智能等多域联动的安全治理机制,推动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安全治理。     

国际安全视角下太空军控的缘起、演进和发展动向

推进太空军备控制关乎各国航天事业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1957年苏联太空力量的出现,使美国产生了“导弹差距”的恐慌,双方很快就展开了太空军备竞赛。在核恐怖对峙中,美苏双方逐渐认识到,实现太空军备控制符合双方战略利益和国际社会期盼,因此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形成了太空军控第一阶段的系列成果。1991年苏联解体后,太空领域出现了权力严重失衡的局面,太空军控由20世纪70—80年代的弱纳什均衡状态转瞬陷入徘徊、倒退。冷战前后的第二阶段因美国的阻挠和退约,太空军控成果乏善可陈。2011年以来,太空军控进入第三阶段,呈现出大国激烈角力、阵营泾渭分明、议题交叉融合等特点和态势。面对太空军事化的严峻现实,世界各国需要在总结太空军控历史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遵循其内在机理和规律,积极探索和参与制定推进太空军控的有效应对策略和议题方案。     

太空战争:国际安全的新视角

随着军事航天技术迅速发展,太空军事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太空军事化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导弹和反导弹系统的矛盾较量和卫星与反卫星武器的矛盾较量。这两对矛盾不断激化而且相互交错,构成了未来发生"太空战争"的主要物质基础。从20世纪50年代甚至更早,导弹与反导弹系统的矛盾斗争就已开始,特别是在60年代中期,美苏展开了旨在"确保相互摧毁"的以洲际核弹道导弹为中心的军备竞赛。为了应对进攻性洲际弹道核导弹的发展,美苏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继开始研制和部署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导弹与反导弹系统的矛盾较量从冷战时期一直延续下来,直至2017年"萨德"入韩在相关大国间引起激烈争端。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后,美苏迅速开始研制和发射军事卫星,卫星与反卫星武器的矛盾斗争也随之开始。1991年海湾战争中美国的军事卫星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致这场战争被称为"最初的太空战争"。太空是在新科技革命强力驱动下发生深刻变化的国际安全战略新空间、新领域,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关乎国家安全顶层设计的太空军事战略课题。     

亚洲太空力量的崛起:现实与趋势

本文以中国、日本、印度为重点,对亚洲太空力量的群体性崛起,亚洲太空格局的特点,以及美国的亚洲太空"再平衡"及其影响进行了全景式的呈现和深入剖析。本文认为亚洲太空力量已经成为国际太空领域的一支生力军,对推动国际太空格局向多极化,国际太空治理向民主化方向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未来亚洲太空力量将继续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目前亚洲主要太空国家的竞争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亚洲整体太空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太空利用的扩展,但亚洲太空合作不仅受到太空问题"政治化"、太空合作机制碎片化的困扰,美国亚洲太空"再平衡"更使亚洲太空形势特别是太空安全形势进一步复杂化。如何防止亚洲太空竞争演化为太空竞赛乃至太空军备竞赛,深化泛亚洲太空合作,成为亚洲国家亟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布什政府发展导弹防御系统的战略考虑及其影响

布什政府将建立导弹防御系统作为美国军事战略和外交政策的最优先任务之一,不遗余力地重点推动.其长远战略目的是为了在2015年以后能够继续长期维持美国的霸权.美国在这方面追求的最终目标,是织造一张集信息、卫星、激光武器等手段为一体的"天网"(SpaceGrid),居高临下地控制全球,以巩固和加强其"一超"地位,实现美国的"绝对安全".美国发展和部署NMD将把军备竞赛引入太空,从而导致太空的军事化.布什政府何时决定部署和部署何种类型与规模的NMD系统,将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技术的成熟程度.二是盟国、俄罗斯、中国的态度,首先是欧洲盟国和俄罗斯的态度.     

简析美国卫星出口管制政策调整

美国部分放松卫星出口管制,是对本国商业卫星国际市场份额下降、太空工业基础萎缩、国际竞争加剧作出的反应。美国调整卫星出口管制政策的宗旨是寻求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平衡,同时又要确保美国太空优势地位。但美国对中国维持原有的卫星出口管制政策,这使得中美太空合作前景不乐观。     

二十五年来美国经济军事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三十年代大危机时期,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曾经采用经济军事化办法,为它们的过剩生产能力和商品寻找出路。但是,经济军事化和法西斯统治不能解决困难,最后它们发动了侵略战争,并在战争中毁灭了自己。现在,美国这个穷凶极恶的国家正步着当年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后尘,沿着经济军事化的道路迈进。第二次大战结束后,美国除在1946—1948年部分复员外,长期以来军费开支都维持在高度水平。如果连同第二次大战时期一并计算,美国已经连续二十五年处在经济军事化状态。1939—1963年间,美国仅直接军费一项,就开支一万亿美元。大战时期,美国军队人数扩大到一千二百多万人,比第一次大战时期增加三倍。就在战后所谓“和平时期”,美国也有三百万军人,比战前增加十多倍。这样长期的和庞大的经济军事化不仅在美国是史无前例,而且超过当年法西斯国家的军事化规模。这不能不对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都发生极其深刻的影响。在经济方面,经济军事化刺激军事工业发展,美国出现过“战争景气”。但是,“战争景气”只是暂时现象。随着经济军事化的发展,美国劳动人民贫困化愈益加深,生产无政府状态也更严重。现在,经济军事化正如当年法西斯国家一样,也不能解决经济困难,而且给美国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造成比例失调、经济动荡、危机频繁和经济发展停滞等局面。经济军事化不仅刺激作用在减少,而且反作用正在增加,美国整个经济因此处在日趋恶化的状态中。     

美印太空合作动因及前景评析

美印太空合作始于冷战时期。当前，太空合作是美印战略伙伴关系的四大支柱之一，并取得了一定成就。美印双方在太空合作中各取所需：美国利用太空合作拉拢印度，旨在实现其反恐、太空、地缘、安全等多重战略目标；印度则希望通过与美国的太空合作全面提升其经济、科技与军事实力，实现其大国梦想。美印太空合作还基于共同的需要，即确保太空环境的可持续性利用，增加太空态势感知与海洋态势感知能力。但是，随着美印战略伙伴关系光环的褪色，美国对印度进行技术扩散的担心增加，并且对印度太空行为能否受控于美心怀疑虑，因此美印太空合作继续深化的前景并不明朗。     

岸田政府强化日澳安全合作及其影响北大核心

岸田政府将日澳安全关系提升为除日美同盟外最为密切的安全伙伴关系,并以对澳安全合作为首,加紧构建日美同盟之外的次级对外安全合作体系,包括签署日澳《互惠准入协定》,开展更密切且实操性强的安全合作,侧重“印太”经济安全合作等。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长期化趋势及其需求变化“,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下对“印太战略”的深化,以及通过“准盟友”关系来增强威慑力等是日本这一政策背后的深刻动因,中国则是其主要针对目标。从总体上看,日本对澳安全合作呈现出愈加关注太空、网络等新领域,聚焦东南亚区域,突出塑造“安全规范”等趋势,但发展成正式军事同盟的可能性还不大,其进一步深化也面临不少制约因素。岸田政府强化日澳安全合作将密实美国亚太军事同盟体系,促动“四国机制”军事化,为美日澳三国深化“印太战略”的军事合作提供新助力,在海洋问题特别是台海问题上对中国构成新的挑战,并可能加快日本向“军事大国”转型。     

中美两国太空安全领域的互动

作为第四空间的太空是国际争夺的战略制高点。中美两国在太空领域有着广泛利益,涉及其国家安全与经济繁荣以及国际声望。中美两国之间的太空关系,事关国际战略稳定与平衡。尽管两国都主张太空安全,但是中美太空安全观大相径庭,在如何确保太空安全的方式上存在巨大差异。中国在安全困境下考虑和实施太空政策,谋求太空安全;美国则是推进太空武器化,保证美国治下的太空安全。两国在太空安全领域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较量。美国使用传统守成大国对待崛起大国的方法,不仅研发更先进的(反)太空技术,而且也禁止中美太空合作,同时拼凑同盟,封堵中国(反)太空能力的发展。与美国相比,中国应对美国太空封堵手段相对较少,只有潜心发展自己的(反)太空能力,才能确保太空资产安全和国家安全。在外交场合下,在禁止太空军备竞赛与《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及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条约》、禁止太空武器化的国际条约与自愿性质的国际太空行为规范准则两组问题上,中美两国也进行了互不妥协的对抗。为降低两国在太空安全领域的对抗烈度,中美两国开启了民用太空对话与太空安全对话机制,同时,也不排除特朗普政府未来会启用中美外交安全对话机制处理太空安全问题。     

乌克兰危机下的美俄太空关系及其影响分析

因乌克兰危机,美俄关系紧张,并波及到太空领域。两国在太空领域进行了制裁与反制裁。美国冻结了与俄罗斯的太空交流合作。作为反击,俄罗斯表示在2020年之后不再与美国就国际空间站进行合作,发展本国的载人航天项目,停止向美国出售两款运载火箭引擎。两国太空关系的交恶,让国际空间站处在俄罗斯控制之下,同时将重创美国军事航天发展。另一方面,也将促进美国重型运载火箭、载人航天系统的发展,同时也将促进美国私人航天公司的大发展。此外,俄罗斯也会加强与中、印、欧太空合作,这对于太空多极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转型中的日本太空政策

2008年5月9日，日本众议院内阁委员会以多数票通过了《宇宙基本法》草案，该法案40年来首次打破了日本宇宙开发奉行的“非军事”原则，为日本在太空领域开发本国的“防卫性”军事技术打开了大门。随后，5月21日，日本参议院也通过了该法案。8月27日，该法案开始正式实施；同日，作为基本法的主要负责机关“日本宇宙开发战略本部”也正式成立。该法案的通过以及相关机构的设立标志着日本太空政策的重大转型，同时也将对自卫队建设、日本“正常国家”身份以及“修宪”等问题产生重大影响。     

2011年日本军情综述

2011年日本军事发展的主要特点是：推进防卫力量改革,增设新的军事机构;加快武器装备发展,重点发展海空装备;放宽“武器出口三原则”,推行武器出口新标准;强化“西南方向”兵力部署,战略重心逐渐南移;拼抢“新疆域”战略制高点,加快太空军事化进程;自卫队执行多样化任务,防卫力量作用日趋增大;日关恢复“2＋2”战略磋商,深化和发展日美同盟;加强双边和多边安全合作,积极介入南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