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空武器化及中国太空安全构建

太空技术的出现来自冷战时代的美苏军备竞赛。在世界第一颗卫星上天后,太空随之被赋予了军事化意味,太空武器化接踵而至。冷战后,为了确保太空霸权,同时维护一超独霸的地位,美国不惜重拾冷战时代的太空武器化政策,由此,引起其他国家的相应回应。太空武器化程度逐渐抬升,给国际战略稳定与平衡造成严重威胁与挑战,引起反导系统和太空军备竞赛,增加核战风险,阻碍世界核裁军进程,也给太空商业开发、"太空2030议程"等带来诸多挑战。太空武器化给中国太空安全造成巨大的挑战与威胁,使中国太空资产的安全陷于危险境地,中国利用太空资产的自由有可能被限制或被剥夺,战略目标(包括战略核力量)受到太空系统的侦察与打击的威胁。为应对太空武器化的威胁与挑战,从安全上加强太空威慑力量建设,构建中国的太空安全体系显得紧迫与必要。     

“星链”对太空军控的影响北大核心

“星链”已成为新一轮太空热的亮点,其他类似项目也纷纷推出。这项创新给太空安全带来的直接挑战是频轨资源的短缺,更加深远的后果是太空军事化和武器化得到重新赋能、太空军民结合加深、太空意外事故导致误判和冲突升级的风险加剧、主权国家的网络信息安全受到挑战。在大国竞争加剧和各国太空军事化步伐持续的背景下,太空军控形势产生多方位变化:国际社会对频轨资源治理的需求将成为太空军控的重要动力来源;军民结合将促进太空安全机制的交叉融合发展;太空实力分布的集中化将动摇各方既存利益关系;太空行为体的多样化会造成国际、国内的双重博弈态势;太空军控的侧重路径可能由限制器物转向控制行为。     

俄罗斯对美国太空武器化政策的回应

太空探索被视为俄罗斯的国家总体实力与军事实力的象征.面对美国太空武器化的政策,为保证其进出太空的自由和其战略利益,俄罗斯对此做出回应.一方面,联手中国等国家呼吁国际社会限制太空武器化;另一方面谋求"非对称反击"手段,发展相关反制武器,不让美国在太空武器领域一枝独秀.俄罗斯的回应夹杂着咆哮与绝望的奇特混合的特征.     

中美两国太空安全领域的互动

作为第四空间的太空是国际争夺的战略制高点。中美两国在太空领域有着广泛利益,涉及其国家安全与经济繁荣以及国际声望。中美两国之间的太空关系,事关国际战略稳定与平衡。尽管两国都主张太空安全,但是中美太空安全观大相径庭,在如何确保太空安全的方式上存在巨大差异。中国在安全困境下考虑和实施太空政策,谋求太空安全;美国则是推进太空武器化,保证美国治下的太空安全。两国在太空安全领域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较量。美国使用传统守成大国对待崛起大国的方法,不仅研发更先进的(反)太空技术,而且也禁止中美太空合作,同时拼凑同盟,封堵中国(反)太空能力的发展。与美国相比,中国应对美国太空封堵手段相对较少,只有潜心发展自己的(反)太空能力,才能确保太空资产安全和国家安全。在外交场合下,在禁止太空军备竞赛与《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及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条约》、禁止太空武器化的国际条约与自愿性质的国际太空行为规范准则两组问题上,中美两国也进行了互不妥协的对抗。为降低两国在太空安全领域的对抗烈度,中美两国开启了民用太空对话与太空安全对话机制,同时,也不排除特朗普政府未来会启用中美外交安全对话机制处理太空安全问题。     

论日本的太空军事化

近年来，日本太空军事化趋势日趋明显。其太空军事化目的是想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同时向太空进行军事扩张。然而，美国却对日本发展太空军事化采取扶持态度，以期为自身的太空军事化服务，同时利用日本太空军事化遏制中国。日本太空军事化给全世界，尤其是亚洲国家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需引起我国的高度重视。     

奥巴马政府的太空战略及其影响

奥巴马政府对小布什政府太空战略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其主要特点包括:从单边主义转向多边主义,但仍致力于维持美国在太空的领导地位和在太空科技发展中的优势;接受为和平目的使用太空的提法,但继续发展太空军事能力;积极促进商业化太空利用的发展;计划登上火星并在月球上建立以机器人为主的基地.“高边疆”思想仍是奥巴马政府太空战略的理论基础,其他影响美国太空战略的重要因素包括:国家安全战略与军事战略、航天科技的发展、其他国家太空军事能力的发展、国会的态度及游说团体和媒体的影响.奥巴马政府太空战略降低了太空军备竞赛的风险,但要签订太空非武器化国际条约依然任重道远;增加了在太空领域进行国际合作的可能性,但美国主要是与其盟国进行合作;使太空竞争进入新阶段,不排除美国与新兴大国陷入安全困境的可能性.     

“负责任外空行为”议程与太空安全机制新动向

近年来，太空安全环境发生急剧变化，各国太空军事化步伐加速，商业航天崛起，太空拥挤加剧，太空军民融合加深。在此背景下，英国于2020年发起一项名为“负责任外空行为”的太空军控新议程。该议程推出后，美国积极参与并试图将之导向一项自愿承诺禁止地基动能反卫星试验的国际协议，这意味着其太空军控立场的重大转向。美国意图借“负责任外空行为”议程干扰对手发展不对称反卫星手段、强化太空同盟、划定太空威慑“红线”、策应太空环境议题。“负责任外空行为”已成为太空安全机制领域最有影响力的议程，不仅因为其引发了大国间政治矛盾，还因其体现了太空安全机制的发展动向。在新的太空安全环境下，太空军事安全和民事安全的国际机制正交叉融合发展，各机制的议程模式将更加开放、参与者更加多样、控制行为的路径更加主流。     

太空武器化危险及出路

武器化的威胁 1996年8月，美国太空司令部的总司令约瑟夫·艾什（Joseph W．Ashy）将军说：“我们将要打一场空间战，以空间作基地，以空间为目标……”     

国际安全视角下太空军控的缘起、演进和发展动向

推进太空军备控制关乎各国航天事业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1957年苏联太空力量的出现,使美国产生了“导弹差距”的恐慌,双方很快就展开了太空军备竞赛。在核恐怖对峙中,美苏双方逐渐认识到,实现太空军备控制符合双方战略利益和国际社会期盼,因此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形成了太空军控第一阶段的系列成果。1991年苏联解体后,太空领域出现了权力严重失衡的局面,太空军控由20世纪70—80年代的弱纳什均衡状态转瞬陷入徘徊、倒退。冷战前后的第二阶段因美国的阻挠和退约,太空军控成果乏善可陈。2011年以来,太空军控进入第三阶段,呈现出大国激烈角力、阵营泾渭分明、议题交叉融合等特点和态势。面对太空军事化的严峻现实,世界各国需要在总结太空军控历史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遵循其内在机理和规律,积极探索和参与制定推进太空军控的有效应对策略和议题方案。     

拜登政府太空战略的安全化动向

拜登政府按照安全化逻辑不断充实美国太空战略的既有内涵，形成了覆盖战略指南、优先次序、基础设施、军事能力及至国际合作的完整体系。其动力从表面看来自两个方面：为了节约资源而优先追求太空规范霸权，为了提升威慑效能而强化太空军事霸权；从深层看来自美国重振国际体系霸权的意图。由此，拜登政府太空战略实现了间接—直接目标、规范目标与军事—政治—经济目标的有效整合。其中，拜登政府着重加强两个方面的能力建设，一是围绕太空军控规范、太空和平利用及规范建构联盟建设等提升美国的太空规范能力，二是聚焦优化太空作战体系、强化防御能力和开发前沿战力等巩固美国的太空军事能力。今后，拜登政府太空战略的规范化、军事化和系统化特征将进一步强化，可能会对太空治理产生深远的消极影响。     

太空安全问题及其多边主义博弈

太空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影响到人类对太空的利用与探索,也威胁着国际战略平衡与稳定,应对太空安全问题的多边主义随之出现,并在致力于太空碎片减缓、建立太空态势感知能力、禁止太空武器化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太空安全多边主义发展仍面临巨大困境:处理太空安全事务的三个多边机构各自为政,难以形成合力;美国从中作梗,干扰国际太空合作;太空安全问题与核武器问题密切交织,导致问题复杂化。     

“印太”视阈下印度太空战略的进展、动因及挑战

当前基于技术的权力成为主要国家扩展国际权力的有力依托，而太空成为大国竞争的新领域。为此印度政府接力推动其太空战略，在基本解决运载工具问题之后，利用低成本策略积极开拓国际卫星发射市场，并全面加强空间探测和载人航天等主要领域的顶层设计。随着美国大力推行“印太战略”，印度太空技术发展迎来了有利时机。印度在保持与俄罗斯开展太空技术合作的同时，积极利用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等带来的技术引进和市场准入机会。当前印度的太空技术取得了较快发展，但面临的制约也显而易见。除核心技术差距外，印度私营部门参与太空产业化的步伐也落后于主要国家。印美太空合作还受到美国太空霸权的影响，这也成为印度对西方国家战略疑虑的重要来源之一。作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代表，中国和印度有动力也有责任在太空领域开展更多合作。中国积极推动中印在太空领域开展务实合作，为构建外空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创立典型路径。     

印度军事太空计划缘起与前景

2008年6月10日印度宣布建立综合太空部（ISC），此举是继2007年2月宣布将成立太空司令部以来，印度太空军事化步伐向前迈出的又一大步。印度军事太空计划内容丰富，构想宏大，既有基础研发，也有机构组建，还有军事转型，并已形成一定的发展模式。但总体看，印度的太空计划还受到技术、资金、官僚作风等因素制约，前景并非一片坦途。     

“星链”军事化发展及其对全球战略稳定性的影响

美国推进“星链”军事化发展，使得外空安全和全球战略稳定面临严峻挑战，必须对其潜在风险进行提前研判和评估。较之传统外空装备，“星链”具有多维一体的战场网络覆盖能力、延伸全杀伤链的集成性功能以及面向实战化的信息作战优势，将对全球战略稳定格局带来三大冲击：一是冲击首攻稳定性，“星链”既强化了美国先发制人的战略突袭能力，又弥补了军用太空资产固有的脆弱性，提升了美国太空攻防的整体能力；二是冲击危机稳定性，“星链”会加剧外层空间爆发“意外战争”的风险，同时，针对“星链”的制衡与反制措施可能造成外空危机的快速升级，并由战略领域向常规领域扩散；三是冲击军备竞赛稳定性，“星链”具有攻防一体和军民两用属性，可能加剧军备发展的“安全困境”，引发技术扩散和军备竞赛风险。“星链”技术系统的不透明性和不可预测性，导致有关军备控制的信心建立措施难以施行。应对“星链”军事化发展对于全球战略稳定的挑战，必须吸纳涵盖商业部门在内的多元化安全治理主体，构建核、外空、网络和人工智能等多域联动的安全治理机制，推动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安全治理。     

太空国际合作与竞争的现状及未来走向

人类近60年的国际太空活动曾出现过三次竞争与合作交替的历史,近10年来,在激烈的竞争中交织着深度合作成为太空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新特征.由于太空的脆弱性、太空武器昂贵、对太空冲突升级的担心以及太空合作带来的优势,迄今为止太空冲突并未发生.但是,随着太空国际合作逐步陷入困境、国家核战略和核威慑战略的调整、太空技术和太空武器的发展以及太空威慑和跨域威慑理论研究的进步,国际太空冲突爆发的可能性将增大.     

亚洲太空力量的崛起:现实与趋势

本文以中国、日本、印度为重点,对亚洲太空力量的群体性崛起,亚洲太空格局的特点,以及美国的亚洲太空"再平衡"及其影响进行了全景式的呈现和深入剖析。本文认为亚洲太空力量已经成为国际太空领域的一支生力军,对推动国际太空格局向多极化,国际太空治理向民主化方向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未来亚洲太空力量将继续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目前亚洲主要太空国家的竞争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亚洲整体太空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太空利用的扩展,但亚洲太空合作不仅受到太空问题"政治化"、太空合作机制碎片化的困扰,美国亚洲太空"再平衡"更使亚洲太空形势特别是太空安全形势进一步复杂化。如何防止亚洲太空竞争演化为太空竞赛乃至太空军备竞赛,深化泛亚洲太空合作,成为亚洲国家亟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防止外空武器化问题及其前景评估

21世纪开始之际 ,为了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 (NMD) ,美国退出了《反导条约》。不仅如此 ,布什政府还对发展和部署外空武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国际社会对外层空间 ① 武器化问题的忧虑不断加深。外空武器化从一个冷战时期需要预防的问题 ,变成一个现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 ,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进行了不懈努力。然而 ,某些国家不顾国际社会在太空的共同利益 ,一味追求单边利益 ,使过去几年的裁谈会陷入僵局。外空武器化将给国际安全带来极大消极影响。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视域下太空安全研究新范式

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视野来看,太空安全缘于各国发展太空技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交往互动的社会实践。太空安全互动并不是单方面对国际政治施加影响的体系外变量,太空安全实践的社会过程内嵌在国际体系宏观社会进程里,共同构成了国际政治演化的内生动力。作为当代先进生产力集中代表者之一的太空技术以及支撑这种技术的社会经济因素,是太空安全演变中的根本性变量。"技术-权力-观念"的辩证互动蕴涵着太空安全进化冲突抑或进化合作的内在机理,预示着太空安全持续进化到包容、普惠、和谐状态的前景。在一定利益关系基础上展开的太空主体安全互动实践中,普遍存在着冲突与合作的关系状态。太空安全进化冲突抑或进化合作是历史的、具体的和多样的,主要取决于由太空技术决定的体系暴力控制、政治认同增强和规范机制的内化和遵循等关键性社会条件。为此,基于"和平发展"理念的既具中国特色又有世界意义的太空安全研究,应跳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权力政治"思维的窠臼,努力建构马克思主义内在逻辑与价值取向的研究体系,从而为推动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航天事业发展与太空国际合作进程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防止外空军备竞赛迫在眉睫

一、外空的军事化和武器化 关于外空的非军事化问题，早在１９８５年３月１９日中国出席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以下简称裁谈会）代表团提交给会议的“中国对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基本立场工作文件”中就明确指出： “从原则上说，要实现‘外空非军事化’不论是实际具有杀伤、破坏能力的外空武器还是各种类型的军用卫星，都应在限制和禁止之列。鉴于军用卫星涉及的问题复杂，对这类卫星的限制和禁止可以留待今后适当时机予以研究和解决。就当前阶段而言，应将实现‘外空非武器化’，即禁止研制、试验、生产、部署和使用任何外空武器以及彻底销毁…     

太空战争:国际安全的新视角

随着军事航天技术迅速发展,太空军事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太空军事化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导弹和反导弹系统的矛盾较量和卫星与反卫星武器的矛盾较量。这两对矛盾不断激化而且相互交错,构成了未来发生"太空战争"的主要物质基础。从20世纪50年代甚至更早,导弹与反导弹系统的矛盾斗争就已开始,特别是在60年代中期,美苏展开了旨在"确保相互摧毁"的以洲际核弹道导弹为中心的军备竞赛。为了应对进攻性洲际弹道核导弹的发展,美苏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继开始研制和部署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导弹与反导弹系统的矛盾较量从冷战时期一直延续下来,直至2017年"萨德"入韩在相关大国间引起激烈争端。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后,美苏迅速开始研制和发射军事卫星,卫星与反卫星武器的矛盾斗争也随之开始。1991年海湾战争中美国的军事卫星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致这场战争被称为"最初的太空战争"。太空是在新科技革命强力驱动下发生深刻变化的国际安全战略新空间、新领域,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关乎国家安全顶层设计的太空军事战略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