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自治制度的理论阐述与路径选择

健全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着力推进基层直接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要求。通过开展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探索建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现代基层治理体系,加快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面对地方治理需求侧(社会公民的期望)与地方治理供给侧(地方政府能力)之间的落差,应摒弃地方政府与基层组织二元对立模式,建立全新的"分权、互动"基层自治的理论分析框架,将多元主体纳入地方治理体系来共同履行公共职责。通过借鉴国外的经验并经过创造性转化,为基层自治提供包括培养自治能力、培育自治组织、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协商、衔接居民自治与村民自治在内的充分而有效的制度供给。     

地方自治的体系与流派分析

"自治"是相对于"官治"而言的,其强调民主权利,追求民主精神,地方自治是一种理想的政治模式,是人类政治智慧的结晶。尤其是近代社会以来,地方自治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潮流,对地方自治的深刻内涵和基本理论进行深入分析,可以加深我们对地方自治的理解,并对我国正在推行的农村村民自治和城镇居民自治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清末宪政改革中的地方自治——以《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为中心的考察

早在“百日维新”前夕,朝廷官员袁世凯就提出了异于康梁的、自地方变起的改革思路。1901年后,袁氏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权力资源,在天津推动地方自治改革,颇有成效。终于,以预备立宪为契机,地方自治改革得以在全国推行。本文试图以《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为基本依据,展现士大夫观念之先进(他们对立宪与地方自治之认知程度可能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以及在中央权威弱化的背景下推行地方自治政策之困局。     

地方自治的理论与实践

地方自治是指一定的地域范围内的居民自愿通过民主方式组成自治团体,产生自治机关,自行处理与自己有关的事务,一般情况下国家不得干预的一种社会管理方式。地方自治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产生的一种社会秩序,它是人类个体行使权利的结果,因而它是权利而不是权力。从构成要素上讲,地方自治是个人自主权、社会自治权与地方自我管理权的一种权利叠加。自清末以降,地方自治一直是中国政治进程中的主要内容,但由于政治家在制度建设上更多的基于政治功利的考虑,因而真正符合宪政意义的地方自治在中国史上并未建立。这表明,在国家体制范围内,地方自治的实现与完善,必须限制国家权力。     

简论社会自我管制

社会自我管制是社会自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现代社会法律治理与社会政策提供了又一重要渠道.社会自我管制的定位是社会自治机制,它不同于传统的管制权威,社会自我管制是法律治理与社会政策相结合的-种社会治理模式.     

论普通法中个案的利益整合功能

如何对社会利益进行有效的整合?在普通法秩序下,期望通过个案的判决回应社会不同的利益诉求,并综合各类因素对不同利益进行恰当的整合。个案的利益整合功能在三个具体的维度下展开,即实现司法民主,彰显公民主体性,保障良好的地方自治。而且,司法民主、公民主体性以及地方自治三者之间具有密切的逻辑联系,并进一步通过个案的利益整合功能把它们结构于普通法的宪制叙事之中。经此作业,普通法中的个案构建了一套以司法为中心的,以社会主体利益为着眼点的,以地方自治为价值取向的政制方略。中国应当关注普通法的治理逻辑,增强自身的认知图景,以此为当下的司法改革实践提供更加广阔的视野。     

南京国民政府的保甲制度与地方自治

为建立有效的集权化社会控制系统 ,以期迅速推进中国各项事业的近代化 ,南京国民政府在中国古代的制度资源中选择实行了保甲制度。另一方面 ,为保证其政权的合法性 ,南京国民政府又必须推行民主化的地方自治 ,在这一无可回避的矛盾中 ,南京国民政府幻想着能使两者相互兼容———通过保甲制的集权手段从上而下地推行地方自治 ,结果导致了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双重失败。     

沈钧儒地方自治思想探析

地方自治思想是沈钧儒宪政思想的重要内容,沈钧儒一贯主张地方分权,认为地方自治是宪政实施的基础。在民国时期,基于反对独裁、反对专制、反对中央集权的立场,他拥护联省自治,提倡地方选举。在抗战期间,他主张实现地方自治是保证抗战胜利的条件,呼吁厉行地方自治。他对于地方权限的范围、中央与地方的均权模式等问题也进行过深入思考。沈钧儒主张地方自治,并不是反对国家统一,更不是要分裂国家。他希望建立一个在统一主权之下,以地方自治为基础的宪政共和国。     

当代中国民族自治地方法规中的习惯

民族自治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依照当地民族的特点,在其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中尊重和认可习惯。民族自治地方法规认可习惯的内容由单一发展为较为多元,包括婚姻习惯、物权习惯等。民族自治地方在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中认可习惯更多的是着眼于对少数民族落后习惯的引导,社会改造色彩浓郁。随着社会的发展,民族自治地方法规对习惯的认可是会出现一定的变化。     

宪政、地方自治与地方财政法制——日本法的经验与借鉴

地方自治具有塑造国民的民主性格、抑制中央过度集权及强化责任政府的功能,是现代宪政的重要内容之一。经过120年发展,日本已经成为亚洲诸国中宪政制度最为成熟的国家,地方自治制度经历三次重大改革,是日本宪政建设中独具特色的重要内容。自主、充足的财政既是地方自治的基本内容,又是地方自治的重要保障措施。20世纪末,日本地方分权改革建立与本国宪政、地方自治相配合的地方财政法制。我国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可借鉴日本的宪政、地方自治与地方财政法制三位一体的制度架构,通过地方财政法制建设实现地方自治,并藉由地方自治通向宪政国家。     

从国家统治结构到人权保障——盎格鲁-美利坚地方自治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借鉴

本文采用相同性比较的方法，论证了英美地方自治制度是具有同源性、同质性和具体制度相似性的同一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归纳了其共同的自治精神。借鉴英美地方自治精神，我国的地方自治制度可以在多个方面进行改进，并使其内含的精神从国家统治结构走向人权保障。     

司法如何面对正当性的追问——转型夹缝中的中国司法立场抉择

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之间的有机统一从来都是司法所应该坚持的基本使命。在自治型司法改革模式中,容易出现片面地追求司法的法律效果而忽视社会效果的情形。自治型司法改革模式与当前司法权威所陷入的相关现实困境存在着某种内在关联,积极探索回应型司法则是建构司法正当性的长远考量,司法的权威性总是以司法的正当性为社会基础的。     

地方自治的宪法保障——以德国基本法规范及宪法诉讼为考察对象

在联邦德国地方自治是宪法保障的重要内容之一。制度保障理论是地方自治宪法保障的理论基础。法律主体保障、客观法制度保障以及主观法律地位保障,是地方自治宪法保障的主要内容。联邦宪法法院在实施地方自治宪法保障的实践中,发展了一系列的宪法原则。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促进,使地方自治制度在联邦德国得到了全面的发展。     

我国城市社区自治建设研究

我国的城市社区自治是在政府职责与城市基层社会有效衔接过程中形成的,其中,政府发挥着主导作用,社区组织和居民参与是社区自治的主体,三者共同形成了政社合作的良性互动模式。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城市社区自治也经历了由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并在实践中形成了许多具有鲜明特色的城市社区自治建设模式。     

我国城市社区居民自治问题研究

城市社区居民自治是加强我国基层民主建设、促进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社区居民自治是实现居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机制,关系到政权的稳定和和谐社会的构建,对促进政府改善管理、重构权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统治与自治之博弈关系——兼论地方自治本土实践反思

国家统治与地方自治问题是最典型的宪法问题之一。地方自治是一种自生自发秩序,它是自由的人行使权利的结果,而不是外力强加的制度。国家统治与地方自治这种关系典型地反映了博弈理论。我国百年来的地方自治实践,片面理解地方自治是“权力下放”,这与地方自治的本义完全背道而驰。中央与地方关系,应以合作和依赖代替对立,在坚持国家主权和国家统一原则的前提下,尊重地方居民的参与愿望,确立起一种合伙型和合作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社会自治规则探讨——兼论社会自治规则与国家法律的关系

社会自治规则是社会自治组织行使社会公权力,规定自治事项,规范成员行为的重要载体和集中体现,并直接决定了社会自治秩序的建构。其可分为授权性规则和自主性规则,其中前者是法律的延伸,具有法的属性;而后者更接近公法契约,不属于法的范畴。其调整范围主要是专业类、行业类和利益类事项,不能涉及法律保留事项。就效力而言,自主性规则具有契约性和自律性,但不具有法律的强制力,只有在法院确认其合法有效后,才能强制执行。社会自治规则与国家法律之间既有互动的一面,也有监督保障的一面,只有二者有机结合,才能有效建构理性的国家和社会秩序。     

论近代民法体系建构的方法论基础 以多玛的演绎法为中心

@@ 大陆法系的近代民法深受自然法思想的影响.弗里茨·维亚克尔认为,在17、18世纪,欧洲的法律科学、立法和法律实践都受到由启蒙思想赋予其新面貌的自然法学说的影响.尤其是在私法领域,理性法祛除社会生活中的非理性力量,诸如权力、身份、权威之类,并使得私法得以脱离罗马法文本和古老权威的束缚,开启近代私法自治体系的建构之路.[1]     

浅析我国地方自治的发展现状

地方自治在清末时期传入我国,但由于复杂的历史和客观因素,地方自治在中国没有实实在在的扎下根基,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走向正轨.随着十七大提出的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地方自治作为其一种实现途径,受到了各界的关注。本文着重论述我国地方自治的发展情况,并分析现存在的问题及相关建议。     

社会转型、法制化与法院调解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的法化程度不足,依法审判并不尽如人意。由于社会革命和政权建设破坏了传统的地方自治共同体,经济体制改革又瓦解了单位制,使得依赖于共同体和社会性制裁的民间调解难以恢复历史辉煌。经过几十年法制化的浸染,司法权威获得了社会的基本确认。调解与司法两个元素发生耦合,是法院调解在持续萎靡之后又在新世纪复兴的根本原因。但由于司法政策与程序制度之间出现断裂,法院强调调解出现了自我消解的危险趋势。只有继续加强审判制度建设,理清审判与调解的相互关系,并确定二者各自应有的相位,方是利用调解化解纠纷、满足转型时期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向法治迈进的基本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