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和谐社会、环境友好社会的法学理论——调整论

介绍调整论的主要内容,阐明法律应不应该、能不能够以及如何调整人与自然关系这三个层次的问题,概括了调整论对主流法理学补充的四个要点,以及对主流法理学进行反思与挑战的四个基本理论领域.认为法律人是作为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总和的人;每个人只能通过自身与其他人的关系和自身与自然(环境资源)的关系求生存、求发展、求利益、求幸福;个人通过其行为建立和变革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法律既可以规定人对人的行为,也可以规定人对自然物的行为,因而法律既能够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也能够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资源法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是指环境资源法根据社会经济规律和自然生态规律,根据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类型、特点和社会需要,设立相应的权利、义务、规则和制度去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资源法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是一个渐进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应该与时俱进.环境资源法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机制包括其他法律部门的相关调整机制和环境资源专门法所特有的调整机制即生态化调整机制.     

论环境资源法的调整对象

环境资源法作为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在人类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的背景下,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而对于其调整对象是否应当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目前学界仍存在颇多的争议。本文将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视角,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划分成广义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狭义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支持狭义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应当作为环境资源法的调整对象。     

论生态法律关系

人类进入生态文明阶段 ,环境法、自然资源法或环境资源法均不能完全适应生态时代的社会要求 ,生态法应运而生 ,开始全面取代环境法、自然资源法或环境资源法。生态法律关系具有综合性、生态性、特殊性等特点 ,其构成要素包括生态法律关系的主体、生态法律关系的内容、生态法律关系的客体。     

我国环境与资源法范畴若干问题再探讨

通过分析环境法和自然资源法几个基本法学范畴的关系 ,即自然资源保护法、自然保护法、环境法、自然资源法之间的关系 ,以及环境与资源法和经济法之间的关系 ,明确环境与资源法的部门法范畴 ,以此提出完善我国环境与资源法法律体系的初步体系框架     

论法学研究范式的革新——以环境资源法学为视角

现代法学的研究范式是以哲学的主、客二分范式为基础的 ,这导致了人与自然在法律上的紧张关系。只有改进传统法学的研究范式 ,才能将由可持续发展观念所引起的法律革命进行到底。环境资源法学是从法律上研究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与环境资源有关的人与人的关系的学科 ,是以其独特的环境资源法学“范式”为推理基础的学科。只有以正确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和伦理观为基础 ,通过一系列概念和范畴的联结 ,形成环境资源法学的术语体系以及特有的学科规范体系和研究范式 ,才能形成环境资源法学的理论体系 ,进而带动整个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师生法律关系若干问题探析

教师与学生是教育的两个基本主体,师生法律关系是认识和规范教师与学生之间关系的主要维度和渠道,师生法律关系包括宪法、刑法、民法和教育法等多重法律关系。当前教生间的法律关系状态多表现为教师在职务行为中的侵权违法行为,包括对学生受教育权、人身自由权、财产权等的侵权。教师享有适度的惩戒权是应予认可的,但也必须遵循适当的原则和程序。     

论生态人的要点和意义

生态人是处于生态系统之中的人,是日常人,是人的社会性和自然性的统一体现。生态人在人类生态系统中既可以是主体也可能成为客体。理性生态人是追求人与人和谐相处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构建生态人模式采用的是"主、客一体化的研究范式"及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相结合的方法论。生态人模式和理念的确立,可以为公民环境权的正当化、可实施化提供理论根据,为建设"五型社会"的法律夯实法理基础;有利于环境法与生态伦理接轨,增强环境资源法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引入生态系统方法和综合生态系统管理,促进环境资源法的生态化;有利于扩大法律调整对象的范围,促进当代法律和法学的进步和变革。     

论相邻环境关系之法律调整归属——以法律适用为视角

针对当前司法实践中相邻环境关系案件纠纷的法律适用乱象,通过传统民法理论的规范分析与现行立法的实证考察,依照民事法律调整相邻环境关系的整体框架和逻辑层次,以＂对象比较＂的方式展开论证,澄清了长期以来对民法相邻关系制度调整范围的认识误区,就相邻关系与侵权、环境侵权与一般侵权、生命健康权与一般人格权等若干法律制度调整相邻环境关系的具体范围予以相应界分,使不同类型的相邻环境关系实现恰当的法律调整归属。     

绝对法律关系初论

法律关系是抽象的观念,是观念对现实的反映,是思想意志通过法律对现实秩序的规制、维护。绝对法律关系并非停留在法律规定的层面,它是现实的法律关系。它的形成,须有具体的法律事实。应当将法律关系的模型与法律关系相区分。绝对法律关系的权利主体是特定的,而义务主体是一切人,一切人都在秩序之中。绝对法律关系就是绝对权法律关系,其客体是不行为,绝对法律关系的意义在于对抗,而不在于给付。同一法律事实可同时产生相对法律关系和绝对法律关系,这是共生现象。相对法律关系的给付,可产生绝对法律关系。     

网络运行与管理中的若干法律问题

关于网络的运行与管理,我主要讲四个问题. 一、网络法律主体侵权责任的承担问题 网络法律关系的主体包括两个方面,一为网络服务商,一为最终用户.网络上的主体(包括ISP和ICP)要根据其在网络行为中所处的具体地位和作用才能确定,不能一概而论.     

论洛克的私力救济思想

作为英国近代伟大的哲学家,洛克认为人类先后经历了自然状态和政治社会两个阶段。在自然状态中只有私力救济,由于私力救济存在缺陷,使人们不得不建立国家实行公力救济。但即使在政治社会中,私力救济也将局部存在。洛克的思想是建立在其经验主义的认识论、自私的人性论和独特的契约论基础之上的。现在洛克的思想虽已部分失去了真理性,但其关于政治社会中私力救济的论断仍是不刊之论。正视洛克的警告,加强国家政权建设,至少为贫弱者提供最低限度的救济,这正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试论斯塔茨的心理学整合观

在物理学等自然科学、库恩的范式论以及追求宏大理论的心理学家的影响下,斯塔茨开始了整合心理学的探索.他提出了统一的实证主义作为统一的科学哲学,主张行为主义化心理学和心理学化行为主义,并最终将其整合观称为心理行为主义,提出了统一心理学的具体策略即多水平的理论与方法.     

质疑"专有出版权"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新《著作权法》)第四章“出版、表演、录音录像、播放”之第三十条规定,“图书出版者对著作权人交付出版的作品,按照合同约定享有的专有出版权受法律保护,他人不得出版该作品。”按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出版他人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图书的,应承担民事、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然而,新《著作权法》并没有对“专有出版权”的涵义作出界定,也没有对“出版权”的涵义作出界定。讨论、研究“专有出版权”问题,首先必须界定其法律涵义。     

行为功利主义违法观

刑法绝对排斥对正当行为的处罚;评价行为正当与否,应当以行为功利主义为原则,因而应当采取结果无价值论;在两种法益存在冲突的情况下,应当通过法益的衡量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即使违反了某种规则,但只要保护了更为优越或者同等的法益,就应成为正当化事由;行为正当与否与行为人应否受谴责不是同一个问题,因此,刑法理论必须严格区分违法与有责。     

色诺芬论苏格拉底的虔诚

色诺芬在一系列"苏格拉底对话"中,不遗余力地为苏格拉底被指控的两项罪名——不虔诚和败坏青年——辩护。他关于苏格拉底不虔诚的辩护系统地讨论了苏格拉底的宗教实践和宗教观点。这些讨论为我们在柏拉图的作品之外理解苏格拉底的宗教观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也有证据表明,色诺芬关于苏格拉底虔诚的讨论,确实有过强的辩护目的,其中的一些内容很可能并不是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观点,而是色诺芬本人的看法。     

社会管理创新引论

社会管理创新与社会建设有着紧密的联系,社会管理是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而社会管理创新是推进社会建设的重要手段。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变迁给社会管理带来了许多问题与挑战。当前的社会管理创新,就是要从这些问题入手,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的基础和框架内,完善社会管理的体制和机制。     

罪数判断新论

罪数形态问题是刑法理论上最复杂的问题之一 ,理论对其关注常局限于罪数判断标准 ,而忽略了对其判断要素的探讨。实际上 ,罪数判断的标准与要素两者是位于不同的逻辑层次。罪数判断的标准是罪数判断的基础 ,对罪数判定提供总的规格与准则 ,犯罪构成标准说作为罪数判断标准更为科学。罪数判断要素是以罪数判断标准为指导 ,对罪数单复进行正确具体地推断所必不可少的主客观要素 ,如构成要件要素、罪名等一些法律规定的要素。对行为、结果和罪名均应正确地判定其内涵     

检察改革的一个视角--我国检察机关组织机构改革论略

中国检察制度的发展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始终贯穿着改革的主旋律。在检察改革的理论研究中,机构改革是一个相对边缘化的问题。机构改革是检察改革的必然,也是检察改革,乃至中国司法改革的一个现实写照。作为检察权行使之组织载体的组织机构如何理解以及如何进行改革完善,应当引起理论界和实践部门更深入的关注。在系统和开放的意义上研究组织机构改革时,组织体系的完善是保障,内设机构改革是关键,检察官的定位是根本。     

董必武的司法权威观

董必武强调,维护法律与司法权威,是加强国家法制建设的客观要求;要维护司法权威,就必须树立司法的社会公信力,缺乏公信力的司法,必然导致司法权威的丧失;要维护司法权威,就必须切实加强审判监督和社会监督,建立健全必要的内部与外部监督机制;要维护司法权威,就必须正确处理有错必纠与维护法院生效裁判的关系,既高度重视涉法信访工作,又要维护司法审判活动的严肃性;要维护司法权威,最重要的就是必须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地行使司法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