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犯罪客体角度认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虚开数额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虚开数额,不仅具有入罪功能而且还有量刑功能,是该罪社会危害性的集中体现。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犯罪客体是增值税征管秩序,由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组成。以严重侵害增值税征管秩序的程序部分或危及增值税征管秩序的实体内容为标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主观方面应该是直接故意,"虚开行为"应该为"虚假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进行纳税申报或抵扣申报的行为"。在满足以上主客观条件的前提下,可将案件中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记载的税额认定为虚开数额。     

论医疗事故罪

医疗事故罪是1997年刑法新增的罪名，从近几年的司法实践来看，对医疗事故罪的构成条件、罪与非罪的界限及该罪的刑事责任问题争议颇多。文章结合1997年刑法的规定及国务院2003年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相关规定，阐述了对医疗事故罪的认定及医疗事故罪的刑事责任，以期对指导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试论滥用职权罪的主观罪过

滥用职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大多数情况下表现为间接故意,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已形成共识。但对于滥用职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是否存在过失或者直接故意,刑法理论界认识迥异、争议颇多。     

浅谈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自确立以来，对该罪犯罪构成的要件一直存在着很大争议。随着该罪在实践中的应用，其立法上的缺陷也逐渐显现出来。尽管2009年2月28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将该罪的最高量刑从5年提高至10年，但仍未从根本上解决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立法上存在的问题。本文着重分析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立法上的缺陷，并就如何进一步完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立法提出了若干浅见。     

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法律适用

增值税是我国1994年开始全面实施的新税种,它对于减少税收环节,合理征税,促进税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增值税属于我国现行税收制度中的流转课税类。由于增值税专用发票具有抵扣税款的特殊功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因其专业性和复杂性造成了司法认定的困难,本文着力分析该罪的行为表现和数额的认定,以期有助于司法实践。     

聚众斗殴罪的实务问题研究

聚众斗殴罪是司法实践中一种严重危害社会公共秩序的多发性犯罪。由于《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对聚众斗殴罪的规定采取了简单罪状的方式,对该罪的罪状未作具体描述,目前有关部门亦未就该罪作出相关的司法解释,以致于学术界和实务界对本罪的概念及犯罪构成认识不一。特别是关于该罪是不是对偶性犯罪、单方聚众斗殴是否构成本罪、聚众斗殴双方是否都必须具有斗殴的故意和实施斗殴行为等关于该罪的基本概念,＂聚众＂和＂斗殴＂的内涵,＂聚众＂的人数和范围,＂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者＂,聚众斗殴罪的客体,聚众斗殴罪的未完成形态,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转化犯等问题的认定和理解,争议都很大。由于认识不一,相同行为在甲地可能判重罪,而在乙地可能判轻罪,在丙地可能是无罪,导致出现司法实践的混乱,也有损于司法的统一性和严肃性。因而,结合执法实践对聚众斗殴罪的概念、主体范围、主观罪过、＂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者＂认定,对客体类别及＂公共秩序＂把握,对＂聚众＂、＂斗殴＂及其未完成形态理解,对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的刑事责任的承担等实务问题进行剖析论证,对于聚众斗殴犯罪的司法实务和理论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规范与价值构建——以“高危驾车”为视角

近期由醉酒驾驶、飙车等“高危驾车”行为引发的重大恶性交通事故频发，而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对该行为定罪量刑的争议不断。而以有利于司法裁判为出发点，由规范与价值的二元视角为方法论，展开对“高危驾车”行为的主客观分析，可以确定上述行为能否被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主观方面，由驾驶人在事发之前、事发之际与事发之后的行为事实为根源，分别抽象出“模型化”的证明方式，以推断其主观意识与意志因素，进而确定其主观罪过；在客观方面，对“高危驾车”案件所具有的共同行为事实进行价值抽象，以构建出广泛适用的客观行为评价模式，由此形成对类似案件的一般评价规则。     

危险驾驶罪的犯罪构成若干问题辨析

危险驾驶罪的设立使"醉驾"和"追逐竞驶"两种行为从行政处罚领域进入到刑法处罚领域,这是我国立法实践的重大进步,更是我国刑法理论界的一项重要突破。但目前理论界与司法实践中对于此罪的犯罪构成,还存在许多质疑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章针对危险驾驶罪的犯罪构成中几个较有争议的问题展开辨析,以期对该罪的立法完善与司法适用有所助益。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初探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对1997年刑法典第312条作了修正。较之前的内容,该罪构成要件中的客观方面行为、主观方面的"明知"等内容都有适当的修正,从而使得其罪质、本犯的处罚范围以及认定等诸多方面具有相应的变化,同时也为司法实践带来许多新问题。要正确认识本罪与其他罪的关系,在司法实践中注意本罪与善意取得的区别及定罪处罚的标准。     

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疑难问题研究

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五）》（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五）》）的新增罪名。它的出台结束了我国刑法领域长期以来对于以信用卡信息为犯罪对象的行为无法适从的局面,这将有助于从源头上遏制日益猖獗的信用卡诈骗犯罪活动。但是由于本罪名出台时间较短,司法实践经验积累不足再加之无相关配套的司法解释,造成在司法实践中关于如何认定本罪出现了很多分歧和争议,导致司法实践行为的不统一。本文从犯罪主观方面的认定、信用卡信息的内涵与范围以及接受他人无偿提供信用卡信息行为的归罪问题三个方面对当前司法实践过程中出现的疑难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危险驾驶罪相关问题浅析

近几年,以危险方法驾驶机动车辆而导致的重大交通事故有增无减,无疑给人们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条规定了＂危险驾驶罪＂。这一罪名的出现,对于预防严重的交通事故,更好地维护交通秩序,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危险驾驶罪是一个新罪名,对于这一犯罪的构成和认定上还有诸多争议。本文从客观方面的＂追逐竞驶＂与＂醉酒驾驶＂、主观方面的认定以及与其他犯罪的界限几个方面解读本罪,以期更加准确的理解、掌握和运用。     

挪用公款罪客观方面争议问题研究述评

挪用公款罪客观方面包含的内容较为复杂，近几年来，学者们关于挪用公款罪客观方面存在的争议也颇多。文章试对其中主要观点作以评述，以期进一步深化挪用公款罪客观方面的研究，为刑法理论工作者提供有借鉴价值的资料。     

试论将机关法人列为单位犯罪主体的立法缺陷

我国的刑事立法将单位犯罪规定为一种特殊的犯罪形态.作为单位犯罪的主体,我国刑法学界一直存在争论.随着社会的发展,单位犯罪案件的增多,关于单位犯罪主体的立法缺陷也进一步显现出来.因此,有必要从单位的构成入手,对将机关法人作为犯罪主体在立法上的矛盾与不足,产生的原因以及建议进行理性探讨.     

论盗骗交织犯罪的区分

根据欺骗是为窃取创造条件还是诱导交付,何者对财产转移起决定性作用,可以对盗骗交织犯罪作第一层过滤。再根据被害人控制意识与控制可能性的有无,又可将交付型盗骗交织犯罪分为纯正交付型和不纯正交付型。在纯正交付型盗骗交织犯罪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欺诈隐瞒行为,被害人理应辨明真伪但陷于圈套,交付归根结底是缘于欺诈而作出,未脱离骗取的本质,采用"处分意识不要说"以诈骗罪论具有合理性。个别情况下还需考察被害人对于事实之真伪是否具有实质性审核判断义务,若有实质性审核判断义务但因没有认识或者预见到而交付当属受骗,不构成被利用的工具;不具备此义务而作出的交付则属于被利用的工具。"偷换二维码案"中的处分人只是依照交易习惯或者惯例而行动,没有实质性审核义务,事实上与机器无异,因而属于被利用的无意识的工具。"收购水稻案"与"收购废铝案"的被害人本身有处分全部财产的意思,行为人通过做手脚的方式使其对财物的数量和价值发生错误认识从而少支付价款,属于欺骗他人免除债务型诈骗。盗骗交织犯罪只有一个行为对财物转移占有起决定性作用,当属一罪,按照想象竞合处理会不当加重行为人的责任。     

交通肇事罪中“因逃逸致人死亡”问题探讨

新刑法对交通肇事罪进行了比较重要的修改，涉及到的“逃逸致人死亡”问题，在理论上争议颇多。本文将交通肇事罪中被害人最终死亡的具体情形一一作了分析、排除，借鉴日本刑法中的有益理论，将“逃逸”行为单独评价，以结合犯观点来理解新刑法中所作的修改。     

非法经营罪研究述评

自1997年刑法设置非法经营罪以来,对非法经营罪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一般的学理解释到全面深入研究的发展过程。学界对非法经营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非法经营罪的界定、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观方面以及其设置的合理性等问题上。其研究成果有许多值得肯定之处,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     

金融犯罪司法认定若干问题研究

金融犯罪的共同犯罪数额应根据主犯与从犯分别认定,金融犯罪的共犯身份应根据必要身份和任意身份的不同性质分别认定,金融犯罪主观方面的“明知”和目的应根据刑法总则和分则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具体案情进行认定。     

论导致犯罪现场形态变化的因素

犯罪现场在形成的过程中乃至形成以后,由于人为的或自然的等方面的因素,会使现场及其犯罪痕迹物证的状态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给犯罪现场勘查工作及对犯罪痕迹物证的认识和案情的分析带来种种困难,甚至是偏差。正确认识导致犯罪现场形态变化的各种因素,无疑对犯罪现场勘查和案件的侦破乃至诉讼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一般交通肇事罪的控制模式

对于以过失为主观特征的一般交通肇事犯罪,应当采取相对宽缓的刑事政策。一方面,应当通过修改刑事立法,构建一般交通肇事犯罪案件的刑事和解处理模式;另一方面,应当探索对一般交通肇事犯罪者的社区矫正处遇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