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与王国维审美启蒙论的情性论分歧

作为中西方现代审美启蒙观念的奠基人，康德和王国维关于人类情性教化的具体思路却未尝相同。在晚年康德笔下，“黏液质情性”的地位超过了“黑胆汁质”情性，其中体现出其以禁欲主义的无功利化审美方案疗治忧郁情性的动机。相比起康德的方案，王国维在相信“不可爱”的人性论现实的同时，更渴望保留“可爱”的人生理想和生命激情。出于这一动机，王国维借助叔本华的学说，提出关于“势力之欲”的生存本体论，从中发展出一套用良性嗜好取代恶性嗜好的务实的情性疗治方案。     

基于小说语体的现代汉语伴随义“X随”类动词考察

现代汉语中伴随义“X随”类动词出现频率较高,其内部成员在句法分布、语义特征、语用功能方面表现出一些共性。辞书对其差异揭示不够,针对此类词语的专题研究依然空缺。文章试从句法分布、语义内涵、历时演变、认知理据四个层面对伴随义“X随”类动词进行考察。结果发现,在句法分布方面,“伴随”较为独特,“跟随”、“追随”一致性较高;语义方面,“伴随”强调事物伴随关系,“跟随”和“追随”强调事件伴随关系;历时演变方面,“追随”、“跟随”、“伴随”成词时间呈现由早到晚的连续统分布。导致“X随”类动词产生差异的原因在于所跟体词生命度、意志性高低,“X随”类动词主观性高低,以及这二者之间的双向选择机制。这说明人类语言在对客观世界进行临摹之前,已接受了认知的调控与制约。该发现从认知层面进一步充实了以往有关伴随义动词的研究,在语言分析中适用性更广,能够达到以简驭繁的功用。     

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及对策研究

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已经成为我国人口结构的基本特征，将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最新公布的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四个特征：人口老龄化省际差异大、未来会加速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城市人口老龄化问题更加严重以及“未富先老”等。人口老龄化会通过影响劳动力供给、社会资本形成以及技术创新三个方面影响经济发展。“十四五”期间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需要“放大”其对经济发展的正面效应，“缩小”负面效应，实行一揽子政策,从三个方面着手，分别是：增加全社会劳动力供给以及挖掘人口“二次红利”、通过不同渠道养老资金的统筹安排促进全社会资本形成以及通过拉动消费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创新。     

中国画空间感的转换与近代中国的道德主题——以宗白华的中国美学研究为个案

中国画的空间感在近代发生了一次意义深远的转换。宗白华堪称这次转换在理论方面的集大成者。在他的中国美学研究中，空间意识或空间感始终是一个重要的中介，将他的生命哲学与艺术意境理论连接起来。空间感固有的“动”与“静”“实”与“虚”的整体结构关系的重心，在宗白华的中国美学研究中发生了一次由静到动、由虚到实的转移。这一转移首先是西方现代生命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对话的产物。中西对话又被特定的文化氛围所提出的主题所形塑。这个主题即是近代中国“道德革命”以来逐步形成的由概念到个性的道德主题。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国画空间感转换的深意在逻辑和历史两个层面上就能够得到更深入的理解。     

论《西游记》之“赌赛”叙事及其审美意趣

基于经久不衰的“赌赛”风气，《西游记》善于将各种争强好胜的预测打赌与武力打斗以及心智斗法等游戏性较量纳入“赌赛”命题加以叙述。在这些“赌赛”叙事中，孙悟空与各路神仙、妖魔不是为了赢钱争物，而是以“赌输赢”“决胜负”为意。小说既借预测结果的“赌赛”叙述增强小说文本的悬疑性；又借武斗竞技“赌赛”叙述满足读者寻求惊险刺激的审美心理。各种“赌赛”叙事还将争强好胜的“心魔”蕴含其中，既使得神魔小说饱含世俗性，又有效地服务于“游戏中暗传密谛”创作主旨。从“赌赛”叙事维度看，《西游记》是一部“游戏”小说，蕴含着悬疑、惊险以及庄谐交织等多元审美意趣。     

“红船精神”在建设“重要窗口”中的逻辑意蕴、实践价值与转化路径

“红船精神”是建设“重要窗口”的精神源动力，在建设“重要窗口”的实践中焕发着时代光辉。从“红船精神”到建设“重要窗口”，体现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高质量发展的持续思考和殷切嘱托。“红船精神”对于激励建设“重要窗口”的实践价值集中表现为：首创精神彰显建设“重要窗口”实践品格，奋斗精神赋予建设“重要窗口”实践动力，奉献精神规定建设“重要窗口”实践旨归。对标对表“重要窗口”，浙江坚持以“红船精神”为指引，遵循“人民至上-政治建设-抢占发展高地-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践逻辑，聚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抢占数字经济新高地，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浙江经验。     

佛学的东方属性及亚洲核心思想之地位——高楠顺次郎的佛学价值功能论

日本“东洋学”家高楠顺次郎站在亚洲整体观及东方学的立场上，对佛学之于印度的“文化清算”功能做了深入系统的分析阐述，认为佛学的出现标志着来自西方的印度雅利安人的文化由物质性的文化改造为精神性的东方文化，指出佛学从十五个方面对以往婆罗门教文化做了彻底的“文化清算”，从而与雅利安人固有的“西方思想”分道扬镳，实现了佛学的东方化，不仅改变了印度的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而且逐渐成为“亚洲的核心思想”；他还进一步对印度、中国和日本的佛学特色做了比较。高楠顺次郎关于印度佛学的研究贯穿着“东方-西方”意识，表现了“亚洲核心思想”的认同，富有理论东方学的价值，值得我们进行批判的分析研究。     

从“八八战略”到“重要窗口”历史性飞跃的基本经验与意义

从“八八战略”到“重要窗口”的历史性飞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省域层面成功实践的生动体现，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成就的时代缩影。“八八战略”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的价值追求、因时因地制宜的方法论逻辑以及改革创新的发展思路，在深化细化政策、研究谋划战略、挖掘创新潜力上持续发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累了丰硕经验。蓝图已经绘就，奋进正当其时。“重要窗口”进一步奠定了浙江“三个地”的重要地位，为浙江坚定不移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改革开放再出发，继续“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加快推进“两个高水平”建设，以“浙江之窗”展示“中国之治”指明了发展方向，增强了发展动力。     

皮埃尔·诺拉的“记忆之场”与国族认知——兼论《普鲁斯特之<追忆似水年华>》

20世纪80年代后，学界的“记忆”研究逐渐兴起。法国当代史学名家皮耶?诺哈主编的多卷本《记忆之场》引领了这一潮流，将之聚焦于富有象征意味的“记忆之场”上。诺哈区分了“记忆”与“历史”，指出了“记忆”的“场所”具有的物质性、功能性与象征性，并以庞大的篇幅建构了法国国族自我认知的社会史。其中，孔帕尼翁的《普鲁斯特之<追忆似水年华>》将普鲁斯特及其作品视为一种“记忆之场”，探讨了“泛普鲁斯特学”、成为“法国伟大作家”的普鲁斯特及其成功的社会基础，将“普鲁斯特”这类“建构之象征物”纳入到“法国之所以成为法国”的研究中，表明其保证了一种集体性的、文化与身份认同的再生产；该文也代表了作品研究的另一种进入方式。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要窗口”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的首创，是浙江省奋力打造“重要窗口”的必由之路。在实现绿色主导、生态优先、环境美丽、资源高效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进程中，浙江省始终“以更高的标准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以更大的范围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以更强的力度推进资源高效利用、以更广的视野推进美丽城乡建设、以更大的力度推进生态科技创新、以更严的要求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为主要抓手，旨在打造以“生态经济主导化、生态环境景观化、自然资源循环化、全省一体化大花园、绿色科技创新自主化、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化”为主要表征的“重要窗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要窗口”是“理论、实践、制度”三位一体的硕果体系，充分彰显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从“分体”到“分层”：中国特色贿赂犯罪罪名体系的历史嬗变与时代跨越

贿赂犯罪罪名体系与治理结构的构建，是“中国式”腐败治理理念、智慧、资源与立法技术的结晶。中国特色罪名体系的发展，始终围绕扩张犯罪主体类型而展开，形成了“分体式”发展模式，却忽视了对行为类型的重新识别、拓展以及规制对象的有效性等问题。在“分体式”罪名体系中，贿赂犯罪的治理结构以对价关系为基础设定罪名结构；以结果本位为基础设定评价基准；以差异化治理策略为基础设定配刑原则。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推进，对罪名体系建设原理的代际更新提出了全新要求：在体系建构基础上，应当实现由单一“分体式”立法向“分体+分层”立法的转型，引入行为类型的立法导向；在要件设定基础上，实现从以对价关系为中心向以公权伦理为基础转向的完善；在犯罪治理结构上，实现从“差异式”治理走向“全链条式”“同一性”治理的更新。     

逆反与复归自然的“拱形结构”：“世纪末”文学思想探析

“世纪末”主要由两种审美风格构成，一种是以“逆反自然”为价值取向的颓废主义，它崇尚人工美而贬低自然美，表现萎缩的生命力和矫揉造作的人性；另一种是以“复归自然”为价值取向的原始主义，它崇尚自然美而贬低人工，表现蓬勃的生命强力和未经修饰的原始意识和内心情绪。两种审美风格看似完全对立，实则共同扮演现代文明批判者的角色。逆反自然和复归自然构成了“世纪末”文学的内在矛盾，这个矛盾统一于“意志”，围绕“意志”形成“世纪末”思想的拱形结构，发散出20世纪现代派文学的诸多元素。     

生产—生活共同体与易地扶贫搬迁的后续帮扶——基于秦巴山区H县“138模式”的分析

“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共同构成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目标。在政策支持下，易地扶贫搬迁基本完成“搬得出”的阶段性任务，但就可持续发展而言，“稳得住”“能致富”更为重要。以陕南秦巴山区H县“138模式”为案例，本文将搬迁户的经济生产、社区生活整合进“生产—生活共同体”的框架内，总结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的微观机制。研究发现，党建引领提供了运行动力，组织再造提供了运行基础，协同治理构成了基本运行方式。以上述三项微观机制为基础，“138模式”能够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提供客观条件。生产—生活双重导向与安置社区内的空间聚敛，构成“138模式”不同于其他后续帮扶方式的重要特征。最后文章提出加大政策关注力度、构建“生产—生活共同体”、开展组织建设和鼓励协同参与等政策建议，以实现易地扶贫搬迁的长期目标。     

“微音讯逝”的《乌有乡消息》首译本

大革命失败后，进步人士渴望在左翼书籍中找到出路；1930年，威廉·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全译本应运而生。林微音的译本看似“忠实”，却置换了其中最重要的概念并“陌生化”了书名与作者名,间离了读者层累积十年的阅读期待。如此种种翻译策略看似规避国民党当局查禁，实则寄寓了林微音消极的人生态度和“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观。“摩登”的林微音为译本晕染了一抹彼时黄埔滩头消费主义的色彩，使“去左翼化”进一步滑向“庸俗化”。因此，该译本不仅有负20世纪30年代读者以革命文学促成革命政治的期待，亦难以规避查禁。“上下”交困的首译本虽“微音迅逝”，但莫里斯所倡导的艺术社会主义却渐成时代强音。     

论土地经营权行使中的“承包方同意”规则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3条、第46条和第47条分别规定了“投资改良土壤”“再流转”和“融资担保”情形下土地经营权人须征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同意的“承包方同意”规则。法理逻辑上,“承包方同意”规则乃是平衡与协调农地保障功能与市场功能冲突的法技术,亦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管理权能”的行使方式之一。规范属性上,其既非效力性强制性规范,违之亦不构成无权处分,而属于私权限制性规范,目的在于不同私权利益关系对抗和竞争下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权益的优先保护。司法适用上,应区分投资改良行为与再流转两类不同情形,对于违反“承包方同意”规则的行为,承包方可通过自主意志选择有利于自己的后果或在对抗力层面获得优先保护。     

商的正当性与儒的新出路：余英时对韦伯论题的回应

揭示现代理性资本主义精神的宗教起源和追索现代理性资本主义所承载的伦理精神，乃韦伯论题的一体两面，而重塑现代资本主义的伦理精神则是潜藏在韦伯竭力避免“价值判断和信仰判断”的科学话语之下的一个意图。余英时对“韦伯论题”的承接，一方面纠正了韦伯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中国宗教特别是对于近世儒家工作伦理的误读；另一方面他试图得出“恰好与韦伯相反”的结论，即中国近世的宗教伦理，尤其是儒家伦理，能够“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出现提供精神的基础”的努力，则并不完全成功。而余英时对“韦伯论题”论述方向的转换，则通过对明清儒学、儒士之“转向”的考察分析，表达了一个与韦伯不一样的关怀，那就是，在新的政治社会生态下，何处是儒学、儒士，特别是作为儒士后代传人的现代知识人新的出路、新的安身立命之所。     

“冒充公检法”诈骗中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建构：社会符号学视角

电信网络诈骗是一种非接触式犯罪，无论犯罪嫌疑人采用什么样的科技手段，主要的媒介是语言。社会符号学强调符号在社会行动和交际中的功能。犯罪嫌疑人调用相关话语资源与语言策略对身份进行选择与建构的动态过程，是符号在语境再构下的解释和再解释过程。在“冒充公检法”类诈骗中，犯罪嫌疑人运用语类模板中的话语资源编造虚假信息，构建虚拟语境，通过话语实践确立虚假身份，利用话语策略实现不同身份的多元转换。在话语交际过程中，犯罪嫌疑人一方面限制受话人对话语资源的权力与控制，另一方面拓展对话空间加强与受话人之间的协商与互动，将目标身份通过语言符号经由对方建构，在确立自身的“机构代表身份”和受话人的“违法者身份”后，达到获取受话人信任、骗取钱财的交际目的。     

永嘉学视野中的理体学与心体学——项乔的理气心性论

项乔体会“四书五经”之言，就是体悟圣贤的心学，进而融通义理。他认为，阳明发朱熹之所未发，“致良知”是其独创之见。良知作为天理而主于虚，虚能容物，推致良知于事物。虚实一源，显微无间。项乔的“致良知”“求放心”之学，是在圆融孟子、《中庸》和阳明心体学，并融通朱熹的观点而阐发自己的独创见解，进而探索理气和道器的关系。项乔融突和合程朱理体学与陆王心体学旨在归本圣贤经典的理想人格，高扬随事在物即行的德性，终成心体学的事功学。     

空间美学的理论生成与合法性建构

美学作为一门系统研究主体“感性之学”的学科形态,其获得自身的场域伦理和知识体系是一项重要的现代性事件,从维柯的“诗性思维”理论到鲍姆嘉通对美学学科的界定,都体现出主体感性能力对美学合法性存在价值的承担。与此同时,主体对“空间”的诗性审美能力是先验存在的,并成为主体感性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美学、感性和空间三者便相互融合,生发出崭新的“空间美学”话语。在前现代时期,主体对空间审美的朴素认知构成空间美学的理论萌芽;现代美学的“感性革命”清晰地凸显出主体与空间之间的诗性伦理,比如海德格尔的“空间栖居”和梅洛 庞蒂的“视知觉空间”便进一步延展空间美学的理论脉络;现代文学的空间审美实践和话语流变再次推动空间美学的场域自律,并最终形成既关注主体生存,又充满文化批判的现代美学形态。空间美学将持续给未来美学的发展提供有益的知识学资源和价值承担。     

杜甫作《江南逢李龟年》补证——兼论此诗之情感内涵

《江南逢李龟年》是著名的唐诗经典，并被认为代表了杜甫七绝创作的最高水平，然而，从古至今却一直有学者质疑杜甫的“著作权”。已有学者从史料和史实的角度论证了杜甫创作的可能性，而文章则从历来学者们所忽视的诗歌意象以及审美反应方式角度进行证实。此诗核心意象“落花”代表着最美的春景，符合当时及杜甫的审美习惯，而此诗对旧友相见场景的如实呈现，既符合杜甫荆湘诗的创作惯例，也有其独特性。这是一首表达“喜相逢”的诗，不必从政治性角度作“过度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