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法的基本原则

环境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整个环境法体系，对贯彻和实施环境法有普遍的指导作用，关于环境法的基本原则应包括哪些内容，法学界观点颇多，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这也反映了环境法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法律部门仍处于不断完善阶段，人们对其认识水平也有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文章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思想，提出了符合环境法发展趋势的基本原则     

我国环境基本法中基本原则的立法探析

环境法基本原则对环境法体系建设和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我国环境法基本原则是学者在参考和借鉴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环境保护立法归纳概括得出的.由于没有较高位阶的立法规定,现行环境法基本原则存在表述不一致、内容不确定、无法充分体现环境法价值理念等缺陷.纵观外国环境基本法大都有环境法基本原则的专门规定.在全球环境法形成的大趋势下,环境法基本原则的内容也呈现出明显的趋同性;而不同的法律文化和环境法治背景又使得各国环境法基本原则立法技术极具个性化.目前,具有我国环境基本法地位的《环境保护法》正面临修改,利用这一契机,在学习和借鉴外国环境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通过立法明确我国环境法基本原则是环境基本法修改的重要任务之一.     

关于环境法体系问题的几点思考

环境法体系是法律体系意义上的概念,不是立法体系意义上概念。环境法是独立的法律部门,应区别环境法概念的广义与狭义。从狭义环境法的角度来看,环境民法、环境刑法不属于环境法。环境法体系可分为基本法与具体法,其中具体法又可分为事务法和手段法。狭义环境法的确定对于规范环境法学研究,推动环境法制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可持续发展的知识经济与国际环境法

通过知识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应以保持一个适宜的自然环境为前提。传统工业经济掠夺性的资源利用方式造成的日益严重的环境和资源危机 ,推动着近年来有关环境保护的国际条约大量涌现 ,并使得国际环境法的规则体系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而在知识经济对国际环境法产生着深刻的影响的进程中 ,贯穿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应基于公平原则的全球合作的需要     

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初探——兼与潘抱存先生商榷

确定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则有两个标准,一是以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为基础,二是体现国际环境法自身的特点。据此,国际环境法应包括以下基本原则:国际资源开发主权权利和不损害国外环境责任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损害预防原则、风险预防原则、国际合作原则。     

自我规制与环境法的实施

自我规制与环境法实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环境规制结构演进和制度竞争优势构成环境法中自我规制的正当性基础。在类型化基础上逐渐发展出企业(行业)环境标准、全过程自我管理和基于合同的合作规制等多元形态的自我规制方式。实体规制和程序规制结合、直接规制和间接规制呼应、多种责任形式聚合构成环境法中自我规制的主要特征。在准确把握自我规制制度价值、功能和自治定位基础上,围绕结构完善和内容协同构建自我规制制度体系,结合范式转换和功能升级调整自我规制制度运行机制,按照激励与约束并重原则推进自我规制的有效实施。一个多元、高效、均衡和互补的环境规制体系有利于推进环境法的实施。     

论环境损害赔偿专门立法中的无过错责任原则

在环境损害赔偿领域,无过错责任原则已经成为一项基本归责原则。这一归责原则在国际环境法和其他国家环境法的损害赔偿领域已有大量应用,我国相关环境立法中也有关于该原则的规定。我国专门环境损害赔偿立法应将其确立为基本归责原则。在专门立法中应注意该原则与其他相关制度和机制的协调,其中主要包括对受害人过错的考量、该原则与限额赔偿机制的关系,以及在条件成熟时建立资金支持机制。     

环境法教学的困境及出路探析

当前,我国高校环境法教学存在着诸多应然与实然的矛盾,严重影响了教学效果、制约了学科的发展。把握环境法的学科特点,合理调整课程设置,注重教师基本素质的培养,坚持相应的教学原则,采用多种新型教学方法,有助于走出环境法教学的困境,取得较为理想的教学效果。     

论环境法的国家干预原则

从对国家干预原则历史背景的阐述入手,论证了环境法的国家干预原则与经济法中的国家干预原则的诸多不同,并深入分析了国家干预原则作为环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存在的必然性以及在我国现行的环境法中贯彻实施的可行性,这种必然性无论是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是毋庸质疑的。     

论我国环境法立法目的的完善

环境法立法目的决定了环境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制度和具体实施措施等,对于环境法的实践具有重要意义。二元论式的环境立法目的是平衡经济与环境发展关系的最佳形式。我国的二元论理念因对环境法理论研究不足以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立法思路的影响而成为表层的二元论,只注重经济而忽略了环境,造成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我国环境法立法目的应摒弃人类利益中心主义,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二元模式。     

论我国军事刑事管辖权的困境与出路——以涉外非战争军事行动为视角

在涉外非战争军事行动背景下,维护军事利益的价值目标与军事刑事管辖缺乏域外效力发生冲突。军事刑事管辖应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和军事利益原则、对等原则和国内法与国际法相统一原则,尽可能通过谈判,与他国签定建立在平等、互利原则基础之上的部队地位协定。我国军事刑法的属地管辖应扩展至武装部队所至地域或空间,应将外国军人、战俘以及特定形势下的平民犯罪纳入军事刑法管辖范围。     

环境损害赔偿立法框架和内容的思考

环境损害赔偿立法的必要性由现实社会关系调整的必要性和现行相关立法的不适应性所决定。我国环境损害赔偿立法宜采取实体和程序一体、行政处理与司法处理一体的立法模式,并着重规定环境纠纷处理和环境损害赔偿方面所涉及的一些特殊问题。立法框架和内容主要包括环境损害赔偿的适用条件、环境损害赔偿的范围、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认定、环境损害赔偿纠纷的行政处理、环境损害赔偿的司法处理等部分。环境损害赔偿立法的难点在于环境行政主管机关处理决定的法律效力问题以及因果关系推定的准确表述问题。     

论环境纠纷处理与环境损害赔偿专门立法

环境纠纷的日益增多和公民环境维权意识的不断提高 ,需要制定专门的立法解决环境纠纷和维护公民的环境权利。该立法的制定不仅有利于环境法体系的完善 ,而且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民法和民事诉讼法的不足。国外已经有环境纠纷处理和损害赔偿专门立法的成功经验可供借鉴。我国的环境纠纷处理和环境损害赔偿立法应当采取实体和程序一体的立法模式 ,并着重规定在环境纠纷处理和环境损害赔偿方面所涉及的一些特殊问题。     

融环境教育于生活世界之中

环境法治需要特定类型的文化作为根基，这种类型的文化特点是公泉有强烈的环境权利意识。能自觉遵守法律，并在环境立法、执法、司法过程中能够广泛地参与。只有公束参与，环境法律文化结构中的观念文化与制度文化才能和谐统一，环境法治才可以实现。公泉法律意识的提高需要大众化的环境教育，公泉认同是环境权的本原。法科大学生作为公粟内的一个群体，对其进行环境法学专业化教育要立足于公粟生活世界基础上。     

我国危机处置法的立法模式探讨

我国危机处置法存在重特别的危机立法、轻统一的危机立法,重实体、轻程序,重分散型的应急机制、轻整合型的应急机制,重封闭性的应急机制、轻开放性的应急机制等缺陷。危机处置法的目标模式应兼顾效率和保障公民权利。法体模式应是统一立法与单行立法相结合。制度模式应以危机的发生与发展过程和应对危机的机制为设计主线,主要包括危机状态的决定和宣布制度,实施制度,变更、撤销和终止制度,以及危机状态的信息预警制度,应急储备制度,协调制度和社会支持制度等。     

对外国卫生法学课程教材建设的若干思考

“外国卫生法”作为新开设的一门卫生法学专业特色课程，由于统编教材的缺少，给老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都来了负面影响。外国卫生法学教材的编写要面向师生，既为教师而写又为学生而写。授课教师可以参与教材编写，但同时也要吸收法学专家和实务工作者参加，教材编写的内容和体系要坚持理论、立法和实践的三位一体。在教材编写时将国际卫生法的内容纳入其中，教材采用夹叙夹议的方式予以阐释知识点，同时注重知识的系统性，与其他卫生法学的教材做好衔接和过渡。     

评《民法草案》的体系结构

本文评析了第九届全国人大法工委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的体系结构,认为该《草案》在体系结构上有两个方面的进步:一是在总则编设专章规定“民事权利”、“民事责任”,具有一定体系价值;二是将“人格权法”、“婚姻家庭法”、“继承法”排列在一起,初步体现了对人身关系进行统一法律调整的要求。同时又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是未设“债”之专编规定传统债法总则的内容;二是《草案》仅对《民法通则》、现有单行民事法律和《物权法草案》作了简单拼凑,各编的内容未加协调与整合,存在诸多不该发生的逻辑错误。在评析《民法草案》体系结构之基础上,文章提出了改进《草案》总体结构的方案,认为我国民法典之编纂应采总则、人、财产三分法之总体结构,在编制上可设“总则”、“自然人”、“法人与其他组织”、“物权”、“债”、“合同”、“侵权责任”七编。     

劳动合同法律适用的若干规则

在劳动合同所适用的法律规范中,无论是跨越劳动法部门还是劳动法部门内部都有一般法与特别法之区分。对劳动合同不仅优先适用特别法,而且还应当在不违背特别法立法目的和基本精神的前提下补充适用一般法。对跨越《劳动合同法》生效前后的劳动合同,应当处理好适用新法与适用旧法的衔接和交叉的问题。对《劳动法》配套法规,应当依据劳动法语境中抵触与否的判断标准,确定其在《劳动合同法》生效后是否继续适用。     

The performance of law students at a London college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value of jurisprudence in legal education. It argues that jurisprudence should be mandated at an early stage of the students' law curriculum as the legal ideals that may be imparted through a jurisprudence course cannot be adequately taught in a professional ethics course or through teaching jurisprudential perspectives in doctrinal subjects. Law schools have a special responsibility to get students thinking about what law is, what makes law legitimate, and how law is related to justice, morality, politics and rationality. A mandatory jurisprudence course should be intentionally structured along these the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