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非洲战略":变与不变

特朗普政府非洲政策以"新非洲战略"为框架,涉及经贸、反恐和援助三个方面,其在具体内容上基本延续了冷战后美国历任政府的做法,主要变化反映在战略层面,即借助非洲遏制中国。美国在非洲总体利益低位徘徊和特朗普个人对非洲的轻蔑态度是美国非洲政策"不变"的决定因素;而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则是其政策"变化"的主要原因。特朗普政府非洲政策将给中国和非洲带来不利影响,其实施也面临着美国国内国际因素的制约。     

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进程、影响与前景

特朗普政府对于印太区域的战略经历了一个从愿景设计到政策实践的演变过程。自2017年提出"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以来,特朗普政府通过巩固政治联盟与拓展伙伴关系、加大对印太区域的安全介入力度、拓展美国的经济存在与影响力等方式予以推进,初步形成了美国"印太战略"的基本框架。这一战略对中国在军事安全、经济发展、地区影响力以及政治安全等领域带来了一定挑战。然而,缘于美国内政治的纠缠、地区力量的复杂心态、特朗普政府外交战线过长以及中国发展态势与中美关系等因素的制约,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影响与前景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美国对华拒止性威慑战略论析

拒止性威慑的思想源远流长,作为一种军事战略的拒止性威慑具有广泛性、实时性和受挑战性三个主要特点。拒止性威慑的思路相比惩罚性威慑更具操作性,在信息化战争时代也更具优势。美国战略学界认为,在西太平洋地区中美实力日渐接近的情况下,对华拒止性威慑战略是较优选项。美国对华拒止性威慑战略兴于特朗普政府时期,其主要特点是加强军事系统弹性能力建设与发展新战区导弹防御体系。拜登政府则在“一体化威慑”框架下应用对华拒止性威慑,发展深度防御能力。美国对拒止性威慑战略的理解与应用已经突破了传统意义上偏重防御的拒止性威慑模式。该战略的目标是联合盟友阻止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快速军事行动,维持和巩固在该地区的军事主导权。虽然美国对华拒止性威慑战略的实践受到了诸多内外因素制约,但其给中美带来的负面影响仍在不断加深,并对地区安全构成巨大挑战。中国需要主动培塑有利于军力发展的良好环境,发展新技术装备,应对美国对华拒止性威慑战略实践造成的军事胁迫,降低各类战略风险。     

美国对华全面竞争战略及中美关系新变局

中美建交40周年前后,美国对华战略发生范式上的重大变化。特朗普政府明确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各领域对华实施竞争性政策。这种全面竞争战略具有长期性,本质上是对中国的战略压制。其背景是中美实力对比、美对华认知、美国内政治及全球战略等因素发生变化的结果。中美战略竞争,最好的结果是双方经过长期博弈形成战略稳定。在此过程中,两国的经贸摩擦将成新常态,地缘政治博弈更趋激烈,而双方紧密的经济纽带很难被切断,美苏冷战式的对抗不会重演。但如果美国执意在科技领域与中国"脱钩",在台湾及意识形态等问题上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中美关系将变得更具对抗性。     

浅析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战略

本文认为“先发制人”战略的提出反映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调整中安全理念的调整 ,即从防御性现实主义安全观逐步转向进攻性现实主义安全观。目前“先发制人”在国际和国内不同层面上面临着诸多制约因素 ,离实际操作层面的安全防务政策还有一定的距离。“先发制人”战略将更可能成为美国新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的一种选择 ,而不一定是国家安全战略本身。     

亚太“双领导”与中美自贸区战略博弈

当前,亚太地区已形成中美相对均衡的力量格局并存在中美“双领导”的客观条件,但是由于中美发挥领导作用的主观条件差距较大,亚太地区并未真正形成中美“双领导”体制.中美实力对比和亚太权力分布的这种客观事实,对于分析两国亚太自贸区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中美各自推进的自贸区建设有特定的目标,但两国的亚太自贸区战略是互补性竞争而非零和博弈.特朗普政府调整了奥巴马政府的亚太自贸区政策,使美国的亚太自贸区政策出现一些新变化.特朗普政府的亚太自贸政策仍在完善中,今后有多种发展可能,中国需要密切关注并继续推进自己的亚太自贸区战略.     

中美全球与亚太地区安全目标矛盾及其应对

无论是全球战略层面,还是亚太战略层面,中美安全目标都有许多交集之处,这决定中美有很大合作空间;但是,矛盾也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在亚太地区安全目标中,这决定中美战略竞争有很强的动力。随着中国崛起和中美实力差距的缩小,两国安全目标矛盾将更加突出,两国战略竞争的动力也随之增强。然而,防止双边关系走向恶性竞争进而引发中美之间的新冷战,既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安全、和平与发展。应对中美安全目标矛盾,关键在于摈弃冷战思维和传统权力政治思维。     

中美战略竞争与东亚安全态势

近几年,东亚地区安全矛盾呈现激化的态势,安全形势趋于紧张.这一明显变化受到中美两个大国力量对比的影响,但竞争态势上升的幅度与实力对比差异之间并不匹配.本文认为,理解当今国际体系的转型存在全球体系和地区体系两个基本分析层次,全球层次上的核心问题是美国霸权的兴衰与应对,地区层次上是中国崛起及其引起的战略反应.东亚地区安全形势走向紧张是由中美实力对比与信心对比脱节以及美国管理其地区盟友而引发的联盟政治动力所导致的.在这一过程中,中美战略互动的性质变化塑造着地区中小国家的战略选择,从而对中国周边战略环境的稳定性产生巨大影响.从既有的实力对比和实力增长势头出发,中国要维护持久发展和崛起的局面,需要着力管控中美战略竞争的强度和烈度,尤其是在全球层次避免过度挑战既有利益格局以及在地区层次规避中小国家的制衡倾向.     

构建新形势下中美关系的战略稳定

美国战略调整基于其对外部安全环境和其全球军事战略的全面评估，有着复杂的政 治、经济和安全动因，应对中国崛起并非美国战略调整的主要目标，更不是唯一目标。但是，从美国 加紧调整亚太军事部署的动向看，其中防范中国的意图也十分明显，如果说，几年前美国还把中国 界定为潜在“威胁”，现在则将中国不断增强的实力视为日益现实的“威胁”。美国战略调整将使中 国周边安全局势中的不确定性增加，相对平静局面极有可能出现波折和动荡，中美关系的战略稳 定将受到冲击。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具有前所未有的广泛性和深刻性，并对中国大战略筹划提出 更高要求。为此应全面准确把握中美关系的时代特征，拓展战略合作空间，有效制衡和努力消解美 国战略调整对中国带来的战略压力，维护中美关系基本的战略稳定。     

美国网络空间先发制人战略的构建及其影响

为了维持网络空间的绝对优势和不受挑战的全球领导地位,美国的网络空间战略总体上体现出先发制人的特点。该战略经历几届政府逐渐形成,其构建亦有一定步骤:第一是构建网络空间的敌人,第二是网络空间安全化,第三是制定相应政策和措施,如在安全层面、国际制度、争取盟友等方面的举措。从美国自身角度看,美国实施先发制人的网络空间战略的收益与风险参半。从国际层面看,先发制人战略将推动网络空间的军事化,破坏网络空间国际秩序的建设,挑起网络军备竞赛并增加网络空间冲突风险。从中美双边关系看,美国先发制人的网络空间战略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中美网络空间的安全困境。     

透视日本军事安全战略

二战后，日本的军事安全战略发生了多次转变。冷战期间，其安全战略的基础是美日安保同盟，实行“立足本土，专守防卫”；冷战后，日本新防卫战略日益突破“专守防卫”的限制，已从“本土防御”向以地区干预”为核心的“攻势防卫”战略转变。其战略的基本走势是：战略重心加速转向“针对西南方”，抓紧实施海上力量“南下西进”的战略步骤，拓展外向型军事安全战略空间，提升武器装备的高新技术优势，强化日美军事同盟。日本军事安全战略的调整将使得我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更加严峻，对我国维护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特别是对台湾海峡局势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新中国70年国家安全观的演变:认知、内涵与应对

新中国成立以来，面对国内外安全环境的变化，中国实现了由传统安全观向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演变，显著体现在安全环境研判、安全内容认知和安全维护手段三个方面。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安全方面频繁推出新理念、新方案和新举措，中国的安全能力不断增强，国际安全影响日益增加。在安全观方面，中国先后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亚洲新安全观、亚太安全观等理念，实现了安全观的变革与创新。安全环境研判方面，对国内安全的认知更加全面系统、对周边安全的认知更加统筹协调、对国际安全认知更加注重“中国作为”；安全内容认知方面，认知内容日益丰富，兼顾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统筹国家安全与人民安全；安全维护手段方面，不断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和推进国际安全合作。回顾新中国七十年国家安全观的演变，历经安全实践的锤炼，已经形成了一些基本经验，主要体现在安全环境研判需考虑内外因素并注重其联动性、坚持核心安全需求的底线和安全维护手段要以和为贵、文攻武备。展望未来，其重要启示在于中国的国家安全观要注重安全需求与安全能力之间的平衡，将安全能力建设视为至关重要的任务，不断促进安全维护手段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历史继承、现实权衡与理论诉求——2006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中东地缘考量

2006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各个层面。在报告中,美国对中东地缘政治的考量仍是重中之重。反恐、伊朗核问题、中东民主化、伊拉克重建等仍是主导美国对中东战略安全观的核心命题。《报告》体现了美国对中东战略的历史继承、国家利益与价值观的现实权衡,以及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并重的理论诉求。     

浅析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战略

本文认为"先发制人"战略的提出反映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调整中安全理念的变化.目前"先发制人"在国际和国内不同层面上面临着诸多制约因素,离实际操作层面的安全防务政策还有一定的距离."先发制人"战略将主要针对打击恐怖主义,就其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而言,是一种以进攻性现实主义安全观为基础的新的意义上的"威慑性"战略.     

特朗普《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评析

特朗普政府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用充满竞选纲领式的语言向世人勾勒出了一个其眼中权力政治横行、充斥着零和博弈与竞争关系的世界秩序,其最核心的理念在于美国看待世界的观念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过去支撑美国外交政策根基的"接触战略"正逐渐崩溃,因此需要用"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来指导美国外交,由此界定美国的国家利益、地区战略和行事方式等。同时,这份报告所显示的对华不友好态度,或将给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蒙上一层阴影,在双边互动、地区竞合与全球治理三个层面上给两国关系带来一定挑战。理解和把握这份报告所透露的特朗普政府战略观、安全观、价值观的转变,对我们今后掌握特朗普的施政风格、开展对美外交、维护中美关系发展大局等,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反恐战略的转向北大核心

近期,美国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地区击杀伊朗军事将领的行动及其反恐政策引起了国际社会极大的担忧和激烈批评,拉高了对于特朗普政府反恐政策和战略的关注度.事实上,特朗普政府对美国的反恐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新的反恐战略突出了预防性和全面性,并在战略倾向、重点领域和具体政策方面都有新的变化和深化.受其影响,反恐战略正在从全球治理选项逐渐转变为国内治理选项,大国反恐合作的效力进一步降低,国际反恐的合法性和政治基础将遭到削弱.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在反恐中对军事手段的选择性使用以及各种工具性的反恐举措有引发“以暴制暴”的暴力滥用之虞;其减少反恐援助、以高压姿态分摊反恐责任和借反恐之名打压特定国家如伊朗的做法,更使反恐日益偏离题中之义.     

美国对华政策转变及中国的战略选择

特朗普执政后,中美两国对双方关系的主张严重错位,中美关系在经贸、政治和人文交流等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拜登政府上台后,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做出了一定调整,但仍将延续对华强硬的政策基调,同时更具针对性和平衡性。本文将综合广度和烈度来归纳分析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态势的重大转变,并结合拜登及其政府主要人员的对华认知对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做出分析和判断;认为在今后的中美战略博弈中,中国需要维持战略理性、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战略底线,认清现实,理清思路,积极发挥在中美关系上的影响力和塑造作用,促进中美两国关系的长期稳定与发展。     

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建构依据、基本框架与发展趋势

中美战略稳定关系已经超越经典战略稳定性，向着复合战略稳定关系的方向演化。建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是稳定两国关系的客观需要。彼此战略竞争加剧给中美之间非均势核威慑基础上的战略稳定性带来负面影响。在美国提高核力量于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将核武器重新作为霸权工具的背景下，中美战略稳定性面临挑战。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挑起贸易争端，经贸关系在中美关系中的“稳定器”和“压舱石”作用减弱，建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的必要性凸显。中美之间经济深度相互依存，在维护国际体系稳定方面具有共同利益，这为建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框架包括建立在非均势核威慑基础上的战略稳定性、双方经济的深度相互依存、战略互信、双方对话交流与合作机制等四根支柱，其中以非均势核威慑基础上的战略稳定性为核心支柱。虽然中美战略互信存在短板，但随着中国战略核力量的进步、中美经济相互依存的继续维持和双方对话交流与合作机制的成熟和完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将不断巩固。     

自由鹰派与拜登政府对华战略北大核心

拜登政府执政后,秉持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自由鹰派全面重掌外交安全领域权力,将修复美国霸权作为优先工作,并据此维持特朗普政府开启的对华战略竞争。相比之前,自由鹰派完善了对华竞争的战略逻辑、细化了相关政策布局、调整了竞争的限度空间,使之更加符合民主党的总体议程,但其政策推进面临内外挑战。自由鹰派主导下的对华战略竞争并不符合中美两国和世界的利益,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需要美方更加理性务实的政策。     

美澳双边安全关系的新发展、战略限度与中长期态势

奥巴马上任以来,美国和澳大利亚双边安全关系出现了新进展:两国安全合作的战略地位提升,技术层面的合作不断加深,安全政策的协调更加密切,澳大利亚在地区安全秩序上进一步偏向美国。但这种新发展也有一定的战略限度,即避免过度激怒中国。由于密切的中澳经济关系、中澳两国间不存在直接的领土冲突以及相对中立更有利于澳大利亚的地区影响力,澳美安全合作短期内存在这样的战略限度。此外,美国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走向的不确定性以及澳大利亚和其他亚太国家关系的发展变化,也是影响澳美安全合作战略限度的因素。两国中长期的安全关系总的来说会朝着更加密切、重要和一体化的方向发展,但这一态势最终取决于地区力量结构以及中美澳三边关系的变化,原因在于,美澳两国之间的安全合作没有太大的现实障碍,并有相当的动力继续加强安全上的合作。同时,随着澳大利亚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成员的经贸依赖关系的加深,对中国经济依赖度的降低可能成为一个影响澳大利亚外交政策选择的长期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