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断——均衡模型:中央“一号文件”农业政策变迁的一种分析框架

政策变迁的间断-均衡模型起源于西方,政策图景、政策场域等概念构成了其核心要素。本文基于间断-均衡模型的分析框架,以中央"一号文件"农业政策的变迁为研究样本,发现在触发事件的影响以及政策图景和政策场域的互动下,中央"一号文件"农业政策的变迁呈现"间断均衡"特征。最后指出间断—均衡模型对中央"一号文件"农业政策变迁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较高的契合度,但同时发现,该模型具有其解释限度,二者也并非完全契合,需要对该模型进行本土化发展。     

中央-地方互动与“十一五”节能目标责任考核政策的制定过程分析

节能目标责任考核政策是我国"十一五"期间用以保障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这一约束性指标的重要政策,本文从中央-地方互动视角研究该政策的制定过程。研究发现,节能目标责任考核政策的制定过程呈现出"中央政府提出方针——地方政府进行创新性政策实践——中央政府肯定创新并颁布新政策——地方政府进行政策复制"的中央-地方互动特征,具有地方政策创新和自上而下政策复制相结合的特点。源自省级政府的政策实践是我国节能目标责任考核政策建立的主要学习源,为中央政府的政策出台提供了参照与经验,加速了中国节能考核政策的发展。但这些作为政策备选项的地方实践,总体上比较单一,并在中央节能目标责任考核政策出台后迅速进行了复制式修订。此外,节能目标责任考核政策的地方创新性实践主要发生在省级政府层面,地市级政府和更低层次的政府更多起到的是政策执行的作用。本文从动力机制的角度对此现象进行了初步解释。     

提升政策执行力的路径选择

在概念辨析的基础上,基于"自下而上"视角,分析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中的四种行动策略。提升政策执行力需要根据政策内容的明晰程度选择不同的行动路径。当政策明晰时,提升执行力有赖于强化监督和问责机制;当政策不明晰时,提升执行力的根本在于提供激励机制,支持地方政府开展政策试验,在实践中形成可推广的政策工具。     

地方政策创新如何上升为国家行动：一个政策属性的分析视角——基于河长制的案例观察

地方政策创新被视为改革开放以来创造“中国奇迹”的重要因素，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大量讨论，但从政策属性分析地方政策创新上升为国家行动的研究积累还需拓展。因此，基于多源流理论框架，借助河长制这一水治理的中国创新方案，尝试从政策属性的视角阐释地方政策创新上升为国家行动的运行过程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河长制所蕴含的“价值可接受性”与“技术可行性”的政策属性，使其政策方案最大限度适配了新时期国家治理需求，是河长制能够从地方政策创新上升为国家行动的核心要素。具体而言，河长制适配了管理体制稳定与治理机制灵活相协调的选择原则、政策效用与政策成本相均衡的选择标准、地方创新实践与中央权威调控相结合的选择模式。这一研究有助于理解中国之治的运行特征，也能够为地方政策创新提供有益启示。     

我国地方政策制定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方政策制定是处理地方社会公共事务的重要导向。我国地方政策制定一直存在诸多问题：背离中央或上级政策精神、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地方政策制定的盲从性、透明程度不高以及民主化程度偏低等。完善我国地方政策制定的对策是：提高对地方政策制定工作意义的认识，完善地方公共政策制定方法，建立和加强有利于地方政策制定的相关机制以及加大对地方政策制定的监督等。     

区域的“实体性”及其政策含义

区域的"虚体性"阻碍区域治理,导致难以把区域纳入行政管理学和政治学的概念体系。区域的跨行政层级和跨行政区特点使得区域的现实感来自区域内的府际网络和区域性问题。区域的存在具有动态性,区域问题是否解决是区域存续的依据。区域位于中央与地方之间,中央利用区域政策解决区域问题,地方利用区域政策促进地方的发展。     

影响地方政府有效执行中央政策的因素分析

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影响因素主要包括 :政策执行体制因素、中央政策因素、地方政府因素与中央政策对象因素。提出这些因素并进行系统分析 ,是实现确保地方政府有效执行中央政策的前提。     

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响应差异化的影响因素及机制分析——基于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多案例比较

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响应表现出差异化的行为。本文立足于政策执行的经典理论,从央地关系和地方政府角色的视角构建地方政府政策响应行为差异化的理论解释框架。本文认为,地方政府的政策响应行为受到其扮演的“国家代理人”、“理性人”和“社会代理人”这三重角色的影响。以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政策为例,本文采用多案例比较分析的方法,对地方政府政策响应差异化的影响因素及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三重角色会影响其政策执行的主观意愿,地方政府可支配资源会对政策执行形成客观约束,最终所产生的地方政府的整体政策目标序列是解释其政策响应差异的重要机制。本文的研究发现为理解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提供了新的视角,为地方政府更好地推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和改善民生保障提供了新的思路。     

从物业税设想到房产税试点——转型期中国不动产税收政策变迁研究

转型中国的税收政策是如何变迁的?本文以不动产税从物业税设想到房产税试点的变迁过程为例,运用修正后的倡导联盟框架识别不动产税政策过程中的若干政策参与联盟,探讨变迁发生的内在逻辑和实现机制。研究发现:物业税到房产税的转变源于税收文化与法律框架的变动,在转型中国相对稳定变量也可能被政策学习所改变。政策权威提出的房产税政策目标在社会学习中被政策参与者重新建构,共识的建立是受外部因素影响与政策信念竞争双重作用的结果。政策信念差异驱使中央与地方政府进行政策博弈,房产税试点并非开拓性试验而是策略性妥协。强化立法机关在税收政策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将有助于政策民主化,应该建立行政机关与纳税人信任与信息共享机制,逐步提升税收法规层级,将财税改革试点纳入财税法治框架中推进。     

政策默契：危机情境下政策创新扩散的新机制

政策扩散是政策科学领域的重要议题，既有研究更多关注了常规情境下的政策扩散，对危机情境下的政策创新扩散则关注不足。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中国地方政府在短时间内（2020年1月）纷纷自主宣布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针对这一现象，以“政策默契”为视角，从机制、模式、空间、内容等维度对常规情境与危机情境下的政策创新扩散进行比较、分析，解释危机情境下政策创新扩散的机制。研究发现，中央营造默契情境、部分行动者基于共同情境作出最优理解、各地在“察言观色”后对非正式与正式规则的转换利用以及社会共识的补充是危机情境下政策创新得以扩散的关键环节。     

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的系统分析模型

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是单一制,这要求各级地方政府有效执行中央政策。为确保地方政府有效执行中央政策,需要建立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的系统分析模型。这一模型包括单项动态分析模型、单项静态分析模型、总体结果分析模型与总体因素分析模型,等等。     

我国地方政府人才政策创新动因研究——基于北京、上海和浙江的分析

人才政策创新是深化人才发展机制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文章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人才政策制定参与者的深度访谈,从内因、外因、制约因素等三个角度构建了我国地方政府人才政策创新的动因模型,并以北京、上海和浙江等三地人才政策创新过程的分析来看这些影响因素是如何发挥作用的。研究发现:中央战略及政策的引导、地方政府战略的调整是各地人才政策创新的重要动因,三地在府际竞争和府际学习的过程中,也在不断进行政策的调整和完善。目前,三地人才政策创新还面临共同的挑战,包括如何增强人才政策的灵活性、如何避免人才政策的同质化、如何加强学习资源的共享,以及如何加强统筹的系统性。     

关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政策

政府财政支持是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的基本保障和重要条件.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中的财政支持政策主要包括保险费补贴、经营管理支持、风险责任分担与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四方面内容.目前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中的财政支持政策存在中央和地方责任划分不合理、保费补贴存在隐忧、经营管理支持不充分、风险分担和分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为此,应明确中央及地方政府在财政支持中的职责划分,逐步完善中央财政支持体系;优化保费补贴政策,适当提高补贴程度,提高参保率;改进对保险经营机构的财政补贴方式;完善风险共担机制;建立农业巨灾风险基金.     

过程产出型经济增长——“央—地”关系和地方干部激励视角下的再阐释

中国经济相对稳定的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其动力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的"央—地"关系和地方干部激励机制密不可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划分在20世纪后20年发生了较大变化,中央对地方的经济性"分权"使地方政府在政策和行为上具备了较大的自主性。而中央对政治性资源的有效控制,尤其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干部激励机制,使地方政府及其党政领导干部致力于围绕实现中央制定的政绩目标这一过程而持久努力。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经济增长可以视为一种过程产出型经济增长。有效克服其局限并最大程度发挥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可从干部选任机制、考核评价标准、监察体系创新等方面进行探索。     

大部门制改革的行动逻辑与整合机制北大核心CSSCI

大部门制改革的实质不在于职能整合或职权分解,而是通过顶层设计促使决策权集中化,确保政策一致性和执行协同性。中国大部门制改革既是转变政府职能和促进政策协同的结果,也是降低协调成本、构建决策中枢、精简政府机构的内在要求。大部门制改革的整合机制主要有机构合并、执行分立、议事协调三种模式。这一改革既要利用"改革之窗"推动机构重组,也要基于现实问题构建跨部门协同机制,并通过地方层面的政策试验积累改革经验。     

加强宏观调控抑制地方保护主义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影响社会政治经济平稳与否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实行权力下放,地方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和发展。但新时期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方面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有的隐性规避中央宏观调控,有的公开与中央政府"抗衡",有的预期政策、提前行动。这主要是由于不合理的干部评价机制、中央与地方关系没完全理顺、地方政府的行为越位和错位、地方政府的理性经济人行为与约束机制弱化、中央宏观调控"一刀切"等原因导致的。要抑制地方保护主义,就必须大力维护中央权威,明确中央与地方权限,推进政府管理创新。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政策演变及逻辑意涵——基于67份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伴随城市发展与住宅更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民众诉求日益上升。一些地方从管理角度先行发布规范性文件,自2015年中央出台相关政策后,各地普遍跟进并加大支持力度,加装电梯变为城市工作的重要任务。加装电梯政策为何发生如此转变,密集性政策背后体现何种治理逻辑?基于文本分析方法,总结分析政策发展及文本特性发现:政策阶段性发展不完全契合传统政策扩散逻辑,是政府治理逻辑转向之结果。初期政策意在回应民众诉求,属于职能部门管理行为,遵循依法行政原则;伴随中央的"民生工程"定位,在"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和"类行政任务"驱动下,加装电梯演变为一项地方治理任务,在治理逻辑转向及实践跟进中,政策目标、内容等发生转变。     

央地关系视阈下的软政策执行——基于成都市L区土地增减挂钩试点政策的实践分析

文章主要从央地关系的视角来探讨政策执行结果与政策目标发生偏差的机制性根源。通过案例分析,指出政策运行的结果与政策本身的诉求相比,既有偏差,也有意外的惊喜。这些差异性结果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当前以指标考核为标准的政策执行体系导致地方政府只对指标负责,而不对事实本身负责,但指标本身又无法穷尽问题发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是由于地方政府有其自身的目标序列,这一序列与中央要求的匹配程度将直接决定政策实践的好坏。这些因素都是在当前的政策执行体系中无法消弭的缺陷,导致公共政策执行具有相当大的弹性空间,政策实践的结果也具有不可预期性,呈现出"软政策执行"特征。这一特征摆脱了旧有的关于央地之间始终处于"收死放乱"循环的成见,还原了政策执行偏差悖论的客观存在,有效地解释了政策执行偏差的根本原因。     

地方政府的政策整合如何促进政策有效执行——云南省S县政策“组合拳”的案例研究

政策执行是政策过程的重要环节,协调统一的政策关系是实现政策有效执行的关键因素。然而,现有研究多偏重单一政策执行情境,相对忽视了多元政策执行情境。为此,借鉴政策整合的概念,本文通过对云南省S县打好政策“组合拳”的探索性个案研究,分析地方政府对不同政策关系的调适及其影响政策执行的过程。研究发现,为统筹多元政策关系及其执行,地方政府通过政策目标价值统合、政策工具组合实施、政策系统结构集成的运作方式实现政策整合;政策整合则通过目标群体建构、执行主体交互和政策效应叠加的作用机制,促进政策的有效执行。这些发现是对政策整合研究的情境性拓展,发展了政策关系的知识谱系。作为政策关系调适的理想类型,政策整合突破了政策执行发生于单一且分离的政策子系统的理论预设,为理解中国场景的政策执行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对地方政府优化政策系统结构和协调多元政策关系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     

政策执行力:地方政府改革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以湖南省为例

1990年以来,湖南省经济增长在全国排位变化曲线和政策执行力变化曲线双双呈"U"形态势,从经济增长的总格局上证明了在其他条件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是否坚决而富有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央政策,决定着地方政府经济竞争力的高低。湖南省三十余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更是生动地证明,政策执行力是地方政府改革和发展的核心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