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选择过程中的利益衡量

法律选择和适用是国际私法的核心问题,对于如何进行法律选择从形式正义时期的巴鲁托斯的＂法则区别说＂到实质正义时期里斯的＂最密切联系说＂,许多国际私法学者均对其进行过探讨。在2011年4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以下简称《涉外法》）对国际私法中的涉外法律关系进行了规定,也体现了我国法律对于涉外案件进行利益衡量时所依据的法律原则。     

试述刑事回避制度的构建

回避制度是现代各国普遍确立的一项诉讼制度。早在古罗马，“自然正义”法则就有了“任何人不得在涉及自己的案件中担任法官”的基本要求。这既是裁判者必须遵守一条道德戒律，也是人们在构建这一法律程度时所要考虑的基本因素。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司法制度的日益完善，现代意义上回避制度的观念更加宽泛，除了诉讼领域外，很多非诉讼领域（如仲裁、调解等）也都广泛适用了回避制度。     

从自然正义到正当法律程序——兼论我国行政程序立法中的"法律思想移植"

自然正义作为英国普通法上的一个重要概念,具有演绎出来的两大规则,即“任何人都不得在自己的案件中充当法官”和“任何人为自己的辩护应当被公平听取”,构成了正当法律程序的核心内容,成为美国宪法的一个重要条款。正当法律程序在行政法领域中催生了行政程序法;没有正当法律程序的理念,就难以有行政程序法。即使有了行政程序法,其实效也可能不会太好。我国在制定行政程序法的过程中,应当重视“自然正义”法律思想的移植,引导并逐步推进“正当法律程序”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     

走出“合不若独”的现实悖论：合议庭制度的范式重构与价值回归——以上海市某基层法院为样本的探究

以上海市某基层法院被二审改判、发回重审案件为实务样本,从中抽离些许数据为分析对象,可以直观昭示＂合不若独＂的现实悖论——合议案件出现差错的比例远高于独任审理的案件。回归至司法的内在品性处则可以寻得问题的内在症结及破解之道。应以现行法律、司法解释为文本依据,遵循＂主体——行为——责任＂的三分法理念,重塑合议庭的运行模式。最终可实现司法公平与司法效率、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司法民主与司法独立的制度性兼容。     

论社会主义法与利益分配正义

论社会主义法与利益分配正义邵明，赵守贵一、利益分配、正义和法＂利益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认为对自己的幸福说是必要的东西。＂①霍尔巴赫这句话道出了利益的真谛。利益，就是能够满足人类（利益主体）需要的客观对象。它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必需。人类始终如一地在...     

刑事诉讼中基层公安司法机关回避之浅见

回避的本意是“避忌、躲避”。而现代回避制度渊源于自然正义的原理，“任何人都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回避作为一项诉讼制度。最早出现于司法审判之中，审判真正永恒的生命基础在于它的公正性，西方自古罗马以来一直流行：“人不能裁判有关自己的审诉“的格言。我国从唐朝开始，对回避在法律上就有”     

胡春明：保障个案正义实现的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深刻领会其要义，就是追求司法公正，重视个案正义，提升司法公信。那么，如何实现个案正义？     

外国刑事回避制度比较研究

概述回避是一项古老的法律制度,该制度在西方国家源于古罗马“自然正义”原则,即为了实现正义,“任何人不得在涉及自己的案件中担任法官”。现代意义上的回避,远非仅限于诉讼领域(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等) ,很多非诉讼领域(如仲裁、调解等)中,也广泛适用回避制度。在学     

论合同正义

论合同正义汪渊智，冯锦生一、合同正义的含义１．什么是正义。正义，在汉语中是指正当的、公正的道理，有时也指一个人的行为规范或尺度，如《荀子·正名》中说：＂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在英语中，正义一词ｊｕｓｔｉｃｅ来源于拉丁文ｊｕｓ．其含义是指一...     

刑事和解的正义价值探析

刑事和解制度是加害人与被害人直接对话协商解决刑事纠纷的方式,它具有公平价值、效率价值、节约司法资源等多重价值,以恢复正义理论、平衡理论、叙说理论为三大理论基础,并以正义价值为核心价值。司法正义是一种矫正的正义,而刑事和解的正义价值就是对矫正正义的矫正,它的正义是＂和谐的正义＂,是＂无害的正义＂。但是,刑事和解从其产生开始就存在价值瑕疵,其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的缺陷,为了避免它的缺陷所带来的弊端,我们必须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刑事和解制度,要明确界定刑事和解案件适用范围与适用刑事和解的前提条件,并且从程序上完善刑事和解制度的监督制约机制等。     

犯罪剖绘：科学还是艺术？

犯罪剖绘（criminal profiling）为分析（连续）犯罪行为型态的技术,藉由统计技术分析潜在犯罪者、被害者与犯罪现场迹证等三者之间相互联结可能性。然犯罪剖绘技术应用至＂案件连结分析＂,可根据犯罪现场所遗留迹证（含心理迹证）,预测/推论犯罪者之人口背景特征,并将这些案件之犯罪现场迹证系统化处理,建构成数据库,有助警察侦办连续型犯罪。经由案件连结分析所得证据,能否成为法庭上论罪之依据,在英美国家必须通过＂Frye法则＂与＂Daubert测试法则＂检验,即是否已经通过科学性检验,或同一学术领域同侪认可验证过程。因此,后续研究可朝更精确统计分析方法迈进,以提升案件连结分析数据库对于预测未发现犯罪者之准确率及其法庭证据力。     

法官中立与相关刑事诉讼制度浅议

中立是对裁判者最基本的要求。早在古罗马时期,人们就把“自然正义”原则作为法官解决纠纷时所要遵循的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标准,而这一原则的首项要求就是“任何人均不得担任自己案件的法官”。根据这一要求,裁判者不仅不得担任自己案件的法官,而且还必须在那些利益处于对立状态的当事人之间保持中立、超然和公允的态度,不得存有个人的偏见和私心     

直面司法疑难案件的双重历史面向

司法案件分为一般案件和疑难案件，一般案件就是直接适用法律规则就能得出可接受性结论的案件，绝大部分案件都是一般案件，都不会进入大众的视野，不会成为社会的焦点，不会聚光为舆论的中心。但是疑难案件不然，疑难案件超出了一般案件的职业性之外，它提出了社会正义和公民权利的普适性问题，而非仅仅是一个法律专业性问题。     

论法律正义与法律价值的辩证关系

法律正义在中外自古都是一个高度抽象、有着丰富涵义的词汇,它以一定的法律价值给予说明。＂正义＂虽然也是法律的价值,但它是对作为正义标准的法律价值进行辩证综合后的抽象性价值。与作为法律正义标准的各个法律价值相比,＂正义＂是更高层次的价值。法学界通常把法律的正义价值与作为法律正义标准的各个法律价值作同位概念看待,这是一种概念使用上的逻辑错误,＂公平＂与＂正义＂并用就是如此。     

从神谕到自然的启示:古希腊自然法的源起与生成

自然法发源于古希腊,脱胎于从神话的没落到理性知识诞生的演进过程。在神话时代,以正义为内容的超验法理念孕育而成。神话衰落之时,自然主义者将自然与事物的“质料”或“本原”等同起来,宣称万物都有一个非神的本原和遵循一个普遍的规律,以此提出自然法和人定法概念,得出人定法由自然法派生的论断。正当自然主义者以人定法具有自然法的正义秉性为据大力捍卫城邦法律之时,悲剧作家则发现了人定法与自然法的冲突,从而第一次赋予自然法以道德的内涵。其后的智者学派则以人的自然本性为据,重新定义了自然法,使自然法由宇宙的普遍法则演变成人类的固有法则,并从怀疑主义的立场将自然法与人定法对立起来,引申出一系列人类法律的价值和特有法则,标志着自然法概念的正式生成。     

“转变”

“一个在法院工作六年直接参与审理了上千件案件，却未能自主决定一件的人是什么？”听起来这是个谜语。世界把公平、正义、无私等一切美好的词语都给了法官，却在法官身边置放一个书记员的位置，分明是有意在做一个陪衬，好让这样更能体现法官的威严。这便是起初自己对书记员工作的评价。     

关于行政与民事交叉案件的几点思考

随着公权力向私领域的渗透，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常常出现在一个案件中，由此引发了学术界及司法界关于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争论，有的学者主张民事诉讼优先，有的学者主张行政诉讼先优，而还有的学者则提出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然而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模式由于本身存在的一些难以解决的制度性缺陷，无法正确解决行民交叉案件，因此并不可行。而要正确解决行民交叉案件则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找出行民交叉案件的基础性诉讼，才能保证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准确适用法律。总之，从程序上重视对行民交叉案件的处理，以程序的正义保障实体的正义，对于社会主义和谐法治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为“中介”的“复合平等”——沃尔泽对罗尔斯分配正义理论的批判及其限度

沃尔泽认为,罗尔斯通过＂原初状态设置＂所演绎出的＂正义二原则＂只是一种实现通常之＂简单平等＂的分配正义原则,无法解决由诸多领域所构成之社会的分配正义问题。因而基于对西方世界分配现状的观察及其人性观,沃尔泽提出了＂复合平等＂的分配正义理论。事实上,只有罗尔斯的＂正义二原则＂才能有效实现社会的分配正义。因此,沃尔泽的分配正义理论实际上只是深刻理解罗尔斯＂正义二原则＂的＂过渡理论＂或＂中介＂,而不是对后者的根本性超越。     

易夕寒 执行一线的能手

调入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是易夕寒工作的一个新起点。如果说审判是“线上最后一公里”,那执行就是“线下最后一公里”。三年来,易夕寒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了线上和线下的无缝对接。2017年到2019年,易夕寒办结执行案件2000余件,没有发生过一起信访案件。他用自己的激情、正义和对事业的执着感染着周围毎一个人,展现出当代青年执行干警的英姿,也赢得了同事和当事人的普遍赞誉。     

论死刑案件的律师有效辩护制度

死刑案件被告人获得律师有效辩护是法治由形式正义走向实质正义的必然要求，亦是死刑正确适用的重要保障机制。死刑案件律师有效辩护的重要性与缺乏有效辩护的保障机制及无效辩护的现实之巨大反差，使得完善我国死刑案件律师有效辩护制度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实现死刑案件律师有效辩护需要推进死刑案件独立量刑程序的规范化，明确死刑无效辩护的标准，实行死刑辩护律师资格的认定制，确立死刑无效辩护的惩戒及司法救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