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刑事合规本土化现实困境与路径匡正

近年来,关于保障民营企业发展的呼声愈发高涨,针对实践中存在“办一个案子,垮一个厂子”的司法现象,开展企业刑事合规具有现实紧迫性。对完成合规计划、通过合规考验的涉案企业作出不起诉决定,不仅可以挽救企业,也可以避免社会震荡。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主导下,企业刑事合规改革试点在全国如火如荼铺开,取得良好社会效果的同时在法律衔接、合规适用对象、部门协作等方面还存在诸多现实困境,应通过完善法律供给、发展多元化适用对象、加强部门联动等路径予以匡正。     

当前我国检察主导的行业合规模式初辨

检察主导下的行业合规已在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实践中取得一定成效,并形成了“由点及面”和“点面协同”两种模式,但学界对行业合规基本理论研究并不充分。“由点及面”模式以对涉案企业完成合规考察后而启动行业内非涉案企业合规建设为主要特征,这一模式需重点考虑专项合规、全面合规的选择和如何实现有效刑行衔接。“点面协同”模式则以注重涉企案件批量化办理、涉案企业批量化合规为主要特征,这一模式则需要重点解决公权力行使有余、企业权利保障不足的弊端。两种模式并非对立关系,有其各自适用前提与适用价值,在未来立法中应理性构建,改革实践中应因事制宜。     

涉案企业合规附条件量刑从宽制度构建研究

我国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在审判阶段的实践探索，一方面具有检察机关主导推进、以量刑从宽为处理结果、从宽结果惠及企业与责任人两方主体的特征，另一方面也面临偏离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目标与对企业合规整改的激励性不足的现实困境。企业合规附条件量刑从宽制度以期望理论、系统理论为理性内核，依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最新发展，具有程序衔接、利益相称、预防导向的特殊功能定位，可以有效缓解上述困境。企业合规附条件量刑从宽适用于企业合规不起诉无法覆盖的重罪案件以及合规不起诉阶段整改失败的案件。为充分释放企业合规在量刑从宽方面的效应，应对认罪认罚与合规整改分别评价，并将有效合规整改作为量刑从宽的标准。人民法院可以依据涉案企业进行合规整改的时间进度，视不同的合规整改情况，给予涉案企业阶梯式的从宽利益。此外，检法合作是企业合规附条件量刑从宽的必要制度保障。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下企业刑事合规研究

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在保障企业健康发展、帮助企业走向世界、优化外部营商环境等方面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将其引进我国刑事法律中,可以发现此制度与我国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契合度很高。以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为支撑,对企业合规不起诉适用对象过窄、考验期过短、未与行政监管有效衔接等问题进行改进,可以完善我国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更好地发挥其在预防企业犯罪、保障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作用。     

涉案上市公司等大型企业合规监管优化路径探析

深化对涉案企业,特别是涉案上市公司合规建设的监管,确保“真监管”“真合规”,是推动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行稳致远的关键。当前,在涉案上市公司等大型企业的合规实践中,存在着办案检察官的监管主导作用发挥不明显、第三方组织监管薄弱、各方力量未能充分调动、涉案上市公司的主观能动性调动不足等问题。对此,需要从强化检察机关主导责任、推动第三方组织专业化、规范化履职、设立驻企合规监管团队嵌入式开展专业监管、构建涉案上市公司内部合规管理体系等几个方面入手,通过建立一套系统化的合规监管体系,以防范“纸面合规”“虚假合规”。     

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类企业合规治理研究——以ZC地区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类涉案企业合规治理为例

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类案件的行政和刑事双重违法性是检察机关主导企业合规治理的理论基础，以促进矿山企业生态修复为主要内容的高质量办案是检察机关对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类企业合规治理的实践基础。针对H省ZC地区存在的部分矿山企业破坏环境资源问题，以涉案企业合规治理现代化发展趋势作为理论基础，以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为导向，借鉴国内外企业合规治理模式，探索环境资源保护领域企业行政合规与刑事合规治理方向，制定“检察主导、多方参与”的环境资源保护领域企业合规治理对策，可以为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类企业合规治理本土化、现代化提供可行路径。     

合规视域下单位职务犯罪立案管辖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监察法实现了对公职人员的监察全覆盖。然而，公职单位监察缺位、单位职务犯罪立案管辖缺乏专门性规定等问题，造成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之间的混淆。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对单位犯罪进行系统性分类，依据单位与自然人意志分离的归责理论，实现单位与自然人的责任分割及分案处理，厘清了单位与自然人犯罪的边界。为实现“监察全覆盖”目标，应将公职单位纳入监察对象。针对非系统性单位职务犯罪，宜单独确立单位行政级别与地域管辖相结合的立案管辖原则，并在级别管辖、地域管辖、指定管辖基础上与检察机关实现有效衔接，构建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涉案企业合规案件的监察调查程序，推动单位职务犯罪立案管辖制度的完善。     

论刑事合规的理论基础与本土化建构

刑事合规制度是指国家与企业为了减少企业或其员工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业务行为存在的刑事风险，通过刑事实体性措施、程序性措施以及企业自身的内部治理，而构建的识别、评价和预防刑事风险的计划和措施的制度总和。当前学界对刑事合规的刑法教义学研究仍然不够，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研究也需要进行理清和有效对接。关于单位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应采取由单位到自然人的归责思路，肯定单位的独立主体地位和意志。在刑事合规司法案例的推动下，我们应以现有的制度为依托和范本，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进行刑事合规制度的本土化建构。在实体方面，单位与自然人宜采取同一定罪标准，可将有效的合规计划作为抗辩事由和量刑从宽的法定情节，增加单位犯罪的刑罚种类和罚金数额；在程序方面，应逐步推进合规义务的设置，将刑事合规制度建构于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之上，吸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某些做法，并加强刑事合规制度运行的行刑衔接。     

刑事合规激励机制的经济学分析及其实现路径

刑事合规激励机制的本质,是司法机关依法对法人犯罪予以宽大处理,鼓励企业建立适应现代企业发展要求的内部合规机制,从而防范和减少企业违法犯罪数量,消除犯罪对企业造成的负面影响,减少企业损失,增加社会利益.从法律经济学视角,刑事暂缓起诉制度实现了社会犯罪损失与预防犯罪成本最小化,促进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具有经济学上的合理性.刑事合规激励机制的实现路径主要有在实体法领域完善单位犯罪制度、在程序法领域构建暂缓起诉制度两个方面.     

重整性羞耻理论视阈下的刑事合规

整合了标签理论、紧张理论、犯罪亚文化理论的重整性羞耻理论是恢复性司法运动的理论基石，为企业刑事犯罪问题提供了犯罪学的研究视角。传统的刑事司法体系惯于给越轨的民营企业贴上犯罪罪人标签、施加烙印性羞耻，与预防企业犯罪的初衷背道而驰。检察机关利用刑法激励手段、对涉案企业进行合规整改是倡导消除标签效应，以重整性羞耻将犯罪企业重新整合进社会的过程。重整性羞耻理论不仅阐述了企业刑事合规的犯罪学解释路径，还能为刑事合规制度的建构提供启示。     

《企业合规建设》专题报道之二:宜从“行刑”衔接视角研究刑事合规

近年来,刑事合规成为显学,从事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以及经济法等研究的学者,纷纷对刑事合规展开了系列研究。202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启动了两次刑事合规不起诉试点改革,广东、上海、福建、浙江等地方人民检察院均制定了实施细则,也作出了一些刑事合规不起诉的代表性案例。最近,最高人民检察院还拟定了刑事合规监管人以及听证制度的初步方案,并将刑事合规运用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     

我国现行相对不起诉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相对不起诉具有公正、效益、秩序等诉讼价值。我国相对不起诉制度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包括：相时不起诉适用范围具有狭窄性;适用标准具有不确定性;适用程序具有烦琐性案件转诉具有矛盾性;制约机制的不合理性。我国相对不起诉制度的立法完善,应适当扩大相对不起诉的适用范围;建立暂缓起诉制度;建立征询被害人同意机制;建立合理的“公诉转自诉”救济机制;明确赋予检察机关对非刑罚替代方法的适用效力;建立合理的相对不起诉制约机制;改革和完善不起诉的工作程序。     

刑事合规的运行逻辑及本土化进路探析

传统的企业合规难以真正预防企业犯罪。刑事合规作为企业合规的高级形式，目的在于通过法律防控企业的刑事风险，即以追究刑事责任的方式激励企业主动避免颠覆性风险，自我预防犯罪。自202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展企业合规改革试点以来，众多学者与实务界人士持续关注刑事合规的司法实践和立法探讨。作为一种预防导向鲜明且内含刑事法律基础性和规模性调适的全新法律规范体系，刑事合规需要依托中国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在遵循刑事合规本身运行逻辑的基础上，创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合规制度，真正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提升中国企业合规软实力的和谐共赢。     

《企业合规建设》专题报道之一:什么是无效的合规整改

在企业合规监督考察制度改革中,如何进行有效的合规整改,已经成为一个困扰试点检察机关的瓶颈问题。究竞什么是“有效的合规整改”呢?过去,无论是法学界还是实务界,都是通过参考欧美国家“有效合规计划”的概念,从理论上提炼出合规整改的标准。     

经验、立法、修正：刑事司法附条件不起诉的反思——基于新刑诉法的视角

2012年修改后的新刑诉法吸纳了近十年来各地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改革的有益经验。首次明确规定了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注重刑罚个别化和人性化，充分发挥起诉自由裁量权在构建社会和谐中的作用。然而，立法规定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设计理念、适用范围、所附条件、程序构建等方面尚存不足之处，需要通过重整酌定不诉与附条件不诉的逻辑关系；适当扩大案件的适用范围：细化附条件不起诉的关键内容；加强附条件不起诉的外部监督等路径，完善刑事司法中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附条件不起诉对象的考察与管理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是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增加的内容。这一制度的确立,既是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结果,也是满足社会需要的必然做法。遗憾的是,刑诉法对该制度的考察与管理程序规定得较为简单,实践中各地做法也不一致。从我国附条件不起诉对象的立法和司法现状看,应加强我国附条件不起诉对象考察与管理程序的构建,包括考察启动程序、考察帮教程序、监督管理程序,完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对象的考察和管理的配套制度,包括社会调查制度、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刑事和解制度。     

企业跨境数据流通中的合规问题——以跨境数据取证为视角

随着社会整体数字化转型的加速,电子数据已成为重要的证据来源。然而,由于受到主权、管辖权以及取证程序等因素的困扰,侦查机关的跨境数据取证工作面临较大压力。由此,一些掌握了海量数据的企业便成为侦查机关打击国际犯罪、完成跨境数据取证工作的首选协助目标。不过,这些企业在履行协助义务的同时,也将面临法律义务冲突、个人信息保护义务冲突等合规困境。为此,既需要从国际层面构建二元化的数据跨境协作体系,也需要积极建立企业跨境数据合规的常态化机制,关注企业履行协助义务的可行性和合比例性问题,从而有效化解企业在协助侦查机关跨境数据取证活动中所遇到的合规困境。     

论德国企业合规制度中企业所有人的监管责任——以德国《违反秩序法》第130条为中心

德国《违反秩序法》第130条对企业所有人的监管责任作出了专门规定，在德国企业合规制度框架中处于核心地位。由直接行为主体责任、被代理者责任、企业责任和企业所有人责任组成的“四维结构”，凸显了德国企业合规制度的典型特点。就企业所有人监管责任而言，其核心在于有效的企业监管与合规机制的建立与运行，具有“抽象危险犯”的性质，在实践中得以广泛适用。企业所有人监管责任的归结需要具备主体、行为、主观和客观处罚条件等各个方面的要件。德国企业合规制度中企业所有人监管责任的具体规定和适用实践，对于我国企业合规制度改革具有一定的参照意义。     

当前相对不起诉制度之困境及应对策略——以C市Y县检察院相对不起诉制度适用情况为例

相对不起诉制度在基层司法实践中呈现出适用率偏低、所涉罪名相对集中等四个特征,面临着适用标准不明确、社会舆论不理解、适用效果不理想、矛盾风险比较大和案件承办人适用积极性不高的困境。针对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相对不起诉适用标准、全面推行相对不起诉案件公开审查制度、将符合相对不起诉条件的非过失犯罪纳入附条件不起诉范围、简化相对不起诉案件审批程序等应对策略。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探讨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规定了对未成年人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本质上,附条件不起诉是检察机关对行为已经构成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暂时不予起诉,体现了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作为一项新的诉讼制度,应当从罪和刑的两方面合理界定附条件不起诉的案件适用范围,最大程度发挥其适用效果：建立客观、具体的适用条件,保证附条件不起诉的正确适用;进一步明确所附加的义务,促使对犯罪嫌疑人的考察落在实处;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的作出,应取得犯罪嫌疑人的同意;应当建立附条件不起诉的制约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