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案企业合规附条件量刑从宽制度构建研究

我国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在审判阶段的实践探索，一方面具有检察机关主导推进、以量刑从宽为处理结果、从宽结果惠及企业与责任人两方主体的特征，另一方面也面临偏离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目标与对企业合规整改的激励性不足的现实困境。企业合规附条件量刑从宽制度以期望理论、系统理论为理性内核，依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最新发展，具有程序衔接、利益相称、预防导向的特殊功能定位，可以有效缓解上述困境。企业合规附条件量刑从宽适用于企业合规不起诉无法覆盖的重罪案件以及合规不起诉阶段整改失败的案件。为充分释放企业合规在量刑从宽方面的效应，应对认罪认罚与合规整改分别评价，并将有效合规整改作为量刑从宽的标准。人民法院可以依据涉案企业进行合规整改的时间进度，视不同的合规整改情况，给予涉案企业阶梯式的从宽利益。此外，检法合作是企业合规附条件量刑从宽的必要制度保障。     

当前我国检察主导的行业合规模式初辨

检察主导下的行业合规已在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实践中取得一定成效,并形成了“由点及面”和“点面协同”两种模式,但学界对行业合规基本理论研究并不充分。“由点及面”模式以对涉案企业完成合规考察后而启动行业内非涉案企业合规建设为主要特征,这一模式需重点考虑专项合规、全面合规的选择和如何实现有效刑行衔接。“点面协同”模式则以注重涉企案件批量化办理、涉案企业批量化合规为主要特征,这一模式则需要重点解决公权力行使有余、企业权利保障不足的弊端。两种模式并非对立关系,有其各自适用前提与适用价值,在未来立法中应理性构建,改革实践中应因事制宜。     

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的实践困境与出路

最高人民检察院主导的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实施以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也存在改进空间。考察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和各级检察院做出的不起诉决定书可以发现合规不起诉实践中的诸多问题：一是合规不起诉适用对象偏颇；二是合规不起诉中的合规考察期信息不透明、期限过短以及考察程序不一；三是合规考察程序的适用条件过于严苛。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的诸多问题背后是合规不起诉所面临的三大困境：一是合规不起诉实践与现行规则的紧张关系；二是合规不起诉的理论基础薄弱；三是合规不起诉的基本理念偏差。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的完善路径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修正合规不起诉的基本理念；二是形成合规不起诉的理论共识；三是完善合规不起诉相关法律法规。     

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类企业合规治理研究——以ZC地区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类涉案企业合规治理为例

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类案件的行政和刑事双重违法性是检察机关主导企业合规治理的理论基础，以促进矿山企业生态修复为主要内容的高质量办案是检察机关对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类企业合规治理的实践基础。针对H省ZC地区存在的部分矿山企业破坏环境资源问题，以涉案企业合规治理现代化发展趋势作为理论基础，以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为导向，借鉴国内外企业合规治理模式，探索环境资源保护领域企业行政合规与刑事合规治理方向，制定“检察主导、多方参与”的环境资源保护领域企业合规治理对策，可以为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类企业合规治理本土化、现代化提供可行路径。     

重整性羞耻理论视阈下的刑事合规

整合了标签理论、紧张理论、犯罪亚文化理论的重整性羞耻理论是恢复性司法运动的理论基石，为企业刑事犯罪问题提供了犯罪学的研究视角。传统的刑事司法体系惯于给越轨的民营企业贴上犯罪罪人标签、施加烙印性羞耻，与预防企业犯罪的初衷背道而驰。检察机关利用刑法激励手段、对涉案企业进行合规整改是倡导消除标签效应，以重整性羞耻将犯罪企业重新整合进社会的过程。重整性羞耻理论不仅阐述了企业刑事合规的犯罪学解释路径，还能为刑事合规制度的建构提供启示。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下企业刑事合规研究

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在保障企业健康发展、帮助企业走向世界、优化外部营商环境等方面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将其引进我国刑事法律中,可以发现此制度与我国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契合度很高。以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为支撑,对企业合规不起诉适用对象过窄、考验期过短、未与行政监管有效衔接等问题进行改进,可以完善我国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更好地发挥其在预防企业犯罪、保障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作用。     

企业反贿赂合规的本土探索与规则之治

目前我国企业反贿赂合规试点已出现“排异”反应，在刑行监衔接、管辖制约和罪责均衡等方面存在一定问题。削足适履式的单纯借鉴已无法满足时代需要。我国企业反贿赂合规应结合反腐败成功经验以及合规试点中的现象和问题，重视刑行监一体化的现代构造，确立海外贿赂的合规反制管辖，推行双轨制平衡企业与成员责任。随着全球化的深度推进，我国企业反贿赂合规试行为中国规则的确立创造了绝佳时机。我国有必要借助本土资源和实践经验建章立制，明确企业反贿赂合规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科学扩大合规管辖权限，重建企业归责框架，形成中国规则和标准，为国家安全和企业发展构筑合规之盾。     

论刑事合规的理论基础与本土化建构

刑事合规制度是指国家与企业为了减少企业或其员工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业务行为存在的刑事风险，通过刑事实体性措施、程序性措施以及企业自身的内部治理，而构建的识别、评价和预防刑事风险的计划和措施的制度总和。当前学界对刑事合规的刑法教义学研究仍然不够，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研究也需要进行理清和有效对接。关于单位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应采取由单位到自然人的归责思路，肯定单位的独立主体地位和意志。在刑事合规司法案例的推动下，我们应以现有的制度为依托和范本，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进行刑事合规制度的本土化建构。在实体方面，单位与自然人宜采取同一定罪标准，可将有效的合规计划作为抗辩事由和量刑从宽的法定情节，增加单位犯罪的刑罚种类和罚金数额；在程序方面，应逐步推进合规义务的设置，将刑事合规制度建构于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之上，吸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某些做法，并加强刑事合规制度运行的行刑衔接。     

刑事合规的运行逻辑及本土化进路探析

传统的企业合规难以真正预防企业犯罪。刑事合规作为企业合规的高级形式，目的在于通过法律防控企业的刑事风险，即以追究刑事责任的方式激励企业主动避免颠覆性风险，自我预防犯罪。自202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展企业合规改革试点以来，众多学者与实务界人士持续关注刑事合规的司法实践和立法探讨。作为一种预防导向鲜明且内含刑事法律基础性和规模性调适的全新法律规范体系，刑事合规需要依托中国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在遵循刑事合规本身运行逻辑的基础上，创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合规制度，真正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提升中国企业合规软实力的和谐共赢。     

论德国企业合规制度中企业所有人的监管责任——以德国《违反秩序法》第130条为中心

德国《违反秩序法》第130条对企业所有人的监管责任作出了专门规定，在德国企业合规制度框架中处于核心地位。由直接行为主体责任、被代理者责任、企业责任和企业所有人责任组成的“四维结构”，凸显了德国企业合规制度的典型特点。就企业所有人监管责任而言，其核心在于有效的企业监管与合规机制的建立与运行，具有“抽象危险犯”的性质，在实践中得以广泛适用。企业所有人监管责任的归结需要具备主体、行为、主观和客观处罚条件等各个方面的要件。德国企业合规制度中企业所有人监管责任的具体规定和适用实践，对于我国企业合规制度改革具有一定的参照意义。     

检察机关在刑事合规中的功能与定位

在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势下,刑事合规的中国化离不开国家机关有力的支持和引导。在将刑事合规引入我国的过程中,检察机关必然是建立刑事合规制度的主导力量,其自身的职能与刑事合规的目的共同决定了检察机关要在建立后的刑事合规制度中扮演多重角色、发挥多样功能,并通过这些功能来激励企业实施合规计划,实现企业自身合规与国家刑事合规的成功衔接。因此,有必要明确检察机关在刑事合规制度建设中的具体定位与功能,并厘清检察机关实现这些功能的必要法律前提和法律限制,为刑事合规制度在我国的建立提供理论支撑。     

浅谈对商业银行内部合规建设的看法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下,商业银行应通过对加强内控和合规管理,继而达到了减少因违规导致的财务损失、法律制裁、行政处罚等合规风险的效果,这为商业银行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提供了坚实保障。     

合规视域下单位职务犯罪立案管辖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监察法实现了对公职人员的监察全覆盖。然而，公职单位监察缺位、单位职务犯罪立案管辖缺乏专门性规定等问题，造成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之间的混淆。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对单位犯罪进行系统性分类，依据单位与自然人意志分离的归责理论，实现单位与自然人的责任分割及分案处理，厘清了单位与自然人犯罪的边界。为实现“监察全覆盖”目标，应将公职单位纳入监察对象。针对非系统性单位职务犯罪，宜单独确立单位行政级别与地域管辖相结合的立案管辖原则，并在级别管辖、地域管辖、指定管辖基础上与检察机关实现有效衔接，构建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涉案企业合规案件的监察调查程序，推动单位职务犯罪立案管辖制度的完善。     

刑事合规激励机制的经济学分析及其实现路径

刑事合规激励机制的本质,是司法机关依法对法人犯罪予以宽大处理,鼓励企业建立适应现代企业发展要求的内部合规机制,从而防范和减少企业违法犯罪数量,消除犯罪对企业造成的负面影响,减少企业损失,增加社会利益.从法律经济学视角,刑事暂缓起诉制度实现了社会犯罪损失与预防犯罪成本最小化,促进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具有经济学上的合理性.刑事合规激励机制的实现路径主要有在实体法领域完善单位犯罪制度、在程序法领域构建暂缓起诉制度两个方面.     

国有企业合同管理依法合规运行机制研究

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背景下,国有企业逐步转型成为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断发展和国有企业进一步融入市场经济,合同管理依法合规运行变得越发重要。因此,从合同依法合规管理重要性出发,需要研究国有企业深化合同依法合规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建议。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合同管理合规的界定不完全相同。     

构建企业合规体系有章可循

正构建企业合规体系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准确有效"。只有做到"准确有效",才能说企业合规体系是管用的,而不是形同虚设,这正是长期以来大量的企业合规体系存在的普遍弊病。2018年7月1日,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牵头制定的GB/T35770-2017《合规管理体系指南》(以下简称《合规指南》)正式颁布实施。在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企业全面加强海外投资的新的历史阶段,新版《合规指南》的颁布实施有其重     

“三讲”与依法合规经营

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三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活动正在全国展开。根据小平同志“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同行业的“三讲”应有不同的侧重点和具体内容,交通银行则把“依法合规经营”列为“三讲”的重点之一。随着我国市场化步伐的加快,金融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核心作用和枢纽地位日益突出,而商业银行能否坚持依法合规经营,则是发挥其核心作用和枢纽地位的关键因素之一。其一,能否坚持依法合规经营,是对商业银行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党性修养的一种实际检验。作为党员,讲政治、讲正     

国有企业风险、合规、内控“三合一”体系建设路径研究——以G投资公司为例

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支柱。当前，全球经济持续下行，亟待提升国有企业防控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和合规管理水平。以G投资公司为例，不断建立健全与“三合一”体系建设要求相匹配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运行体系和保障体系，并在后续发展过程中，结合最新监管政策要求和企业内部管理实际情况不断优化完善，方可实现预期目标。     

基层治理合规化与制度成本

国家资源下乡背景下，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从内生供给向外生供给转变，重塑了基层治理秩序。在内生供给模式下，群众动员贯穿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全过程。在外生供给模式下，资源分配的合规性替代群众动员，成为农村公共品供给面临的主要问题。为了确保资源分配的合规性，资源下乡往往伴随着规范、规则和监督下乡。这一转变在塑造了基层治理的合规化运动，压缩了基层干部权力寻租的空间的同时，也使基层干部的大量精力被耗散在完成合规合法的程序要求上，造成了基层治理制度成本攀升这一意外后果。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治理依然具有标准化程度低、规范化难度大的特征，治理秩序建立的关键不在于规范而在于动员。     

从备案登记看P2P合规发展

正备案登记制度标志着网贷行业全面进入合规发展的新阶段。作为行业的合规条件,这项制度直接关系到市场是"劣币驱逐良币"还是"良币驱逐劣币",所以它不啻为一次伤筋动骨的大手术。截至6月8日,距离6月底完成网贷备案登记的大限,只有不到一个月,但一些地方仍未出台备案细则,并且也没有网贷平台通过整改验收。市场基本默认,推迟了一年多的P2P网贷备案将会再次延期。今年以来,P2P网贷的日子不好过,人们一直在不断地审视着这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