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导读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它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山东是辛亥革命重要的发祥地和成就地。当年同盟会五个支部之一的北方支部就设在烟台,统领着山东和北方数省的革命活动。山东革命党人积     

重申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

辛亥革命到今年是一百年：百年后的今年，一些学人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却是最低的一年。这是受到两种思潮的影响：一是革命不如立宪说，认为20世纪初的中国如果君主立宪成功，可能会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提前进入现代化，言下颇有埋怨革命之意；二是辛亥革命从“驱除靼虏，恢复中华”到提倡“五族共和”，是从种族主义上升为民主革命，正因为如此才成就几千年未有之历史功勋。而当今民族主义者则指责，从反满到满汉一家是出卖了汉族的利益     

关键之年 时不我待

2015年,司法体制改革将全面深入推进。日前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用"时不我待"强调下一步工作的紧迫性。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司法体制改革是这场革命的"重头戏"。改革全面深化的关键之年,任务尤显紧迫繁重。     

让传统文化更好地为现代经济建设服务——关于辛亥武昌首义文化经济综合开发的初步构想

一武昌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八十年前爆发的辛亥革命,首先在这里发动了武装起义,并成为辛亥革命的指挥中心。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清朝封建制度,推进了社会民主发展的进程,而且创造了灿烂丰富的辛亥革命文化。如果说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先驱们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中国社会发展史上一座光辉的里程碑,那么,辛亥革命文化则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瑰宝。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文化又是整个辛亥革命文化中生动     

人民司法理念为何一度丢失

粉碎旧法树立新法建国后,中共满怀崇高的政治理想和革命豪情,着手组建崭新的人民司法。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董必武在1950年7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上强调,司法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最锐利的武器,如果说司法工作不是第一位的话,也是第二位的。"     

王用宾司法党化思想刍议

在民国法律史上,王用宾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司法行政部长,王用宾主张司法党化,提出要把革命的精神带到司法中去,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推动了国民政府的司法改革。但是由于国民党党权的派系化,王用宾的司法党化思想最终沦为司法派系化、特务化的工具,在实践中成为泡影。     

十六大以来我国司法领域的人权保护成就

2004年3月14日,全国人大十届二次会议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条款庄严地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使尊重和保障人权成为国家根本大法的一项原则,为中国司法领域的人权保护工作的拓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下面,我结合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进展情况,谈谈十六大以来我国司法领域的人权保护成就。     

司法与行政:中国司法行政化及其检讨

司法行政化是中国司法改革的重大阻碍和重要对象,它也是研究司法改革“中端”层面的很好切入点。本文从中国司法行政化的宏观观察、症结分析和克服对策三个方面阐述了一条新的司法改革路径。     

爱国华侨支持辛亥革命的珍贵史实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革命,华侨和辛亥革命又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孙中山从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被迫逃亡国外,直到1911年武昌起义,十五六年间,他基本上都是生活在海外,并以海外华侨地区为基地领导中国革命。笔者在这几年来征集和整理与辛亥革命相关的文物史料过程中,目睹不少华侨支持辛亥革命的实物,这些珍贵史实正好见证了华侨为辛亥革命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司法能动主义的历史演进与论争

司法能动主义产生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它是伴随司法审查制度的发展而产生并发展的一种司法哲学。司法能动主义是指一种允许法院在不遵循先例的情况下,通过司法审查的方式发现立法的违宪行为,以司法判决的方式来保障权利、实现社会正义的一种司法理论。从产生之日起,司法能动主义就饱受争议,即便如此,在这种司法哲学观指导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司法权的运用,保障了社会公民之权利,维护了市民社会之正义,促进了政治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然而,对司法能动主义的运用,必须自觉保持司法克制,防止司法能动主义滥用所造成的社会后果,这样才能实现司法能动主义保障社会正义之职能。     

当下中国自主型司法模式生成的法治基础——以“能动司法”为样本的分析

能动司法的兴起,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紧密相关,也与法治中国道路的不断探索密切相联;既因为法院文化建设逐步受到重视为能动司法的深入实践提供了法文化软实力的支持,也由于传统中国司法文化的现代价值为能动司法的形成与实践提供了历时性的法律资源。可以说,是这些复杂而综合性的法治因素和法治力量共同作用下,催生了一种相对独立自主的司法模式。当下中国的司法改革,既要重视这些法治因素,也要充分尊重、培育和利用这些法治因素。唯有此,才能顺利的推进司法的自主型改革与发展。     

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及其运作

恢复性司法是在社区的主持和调解下,通过犯罪人与被害人的协商,恢复被犯罪侵害的关系。恢复性司法以犯罪人和被害人自愿接受协商为基础,社区仅充当调解人的角色,但社区没有强制力。现代司法以强制力为后盾,通过权威维护司法。因此,恢复性司法不是传统意义的司法,而是一种理念。恢复性司法的基本理念是:犯罪是个人对个人的侵害,因而对现代刑事司法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主意表现为:扩展了被害人的范围,弱化了刑事案件处理主体的独占性;强化被害人的地位,弱化国家的司法权力;强化社区的作用,弱化司法机关的强制作用;强调犯罪人的认罪态度,弱化犯罪人的程序保护功能;强调恢复犯罪的损害,弱化了刑罚的惩罚性。在关注恢复性司法有利于缓和因犯罪产生的社会矛盾的同时,不能忽视用恢复性司法解决犯罪问题可能对现代司法权威产生的抑制作用。     

湘西苗族人民辛亥反清起义始末

七十年前,在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和同盟会领导下,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所领导的一次民主革命。在我们多民族的国家里,任何一次全国性的革命运动,必然是以汉族为主体,而又包括各兄弟民族在内的共同的革命。辛亥革命亦不例外。本文试图以     

论董必武关于辛亥革命的记忆

董必武曾参加辛亥革命,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其是辛亥革命的亲历者,也是辛亥革命的扬弃者.在后辛亥革命时代,董必武具有深厚的辛亥革命情结,在孙中山逝世后的几十年间,董必武对孙中山及辛亥革命依然一往情深,他参加了各种纪念活动,发表了大量文章,不仅表达了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纪念,而且深刻总结了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伟大精神和失败原因、经验教训,并使之为现实服务,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提供借鉴.     

董必武"人民司法"思想与依法治国

董必武是新中国法制的创立者之一。在长期的革命和负责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工作中,逐渐形成了“人民司法”的思想。董必武“人民司法”的思想建立在他“政权属于人民”立法指导原则之上,基本精神是群众观点,与群众联系,为人民服务,保障社会秩序,维护人民的正当权益。作为我党第一代领导人智慧的结晶,董必武法制思想对我国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思潮新探

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思潮,以民主革命,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标,以孙中山、邹容、章太炎等人的革命思想为主潮,以无政府主义、国粹主义等思潮为支流。革命思潮的兴起与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蓬勃发展,有功于辛亥革命。本文拟就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思潮的兴起和发展、众多社会阶层的人士卷入与投身革命大潮的历史状况、革命思潮的历史命运等方面的问题作一新的探索,以深化辛亥革命史中这一重要课题的研究。     

司法改革中司法公信力问题研究

司法的公信力是保证司法价值得以顺利实现的条件,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前提,也是提升我国新时期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确立为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对于深化司法改革意义重大。深化司法改革,内容涉及司法独立、司法公开、司法参与、司法监督、司法主体等制度。相对的司法独立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前提性要素;充分的司法公开为提升司法公信力提供了外部条件;实质的司法参与形成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形式和要径;有效的司法监督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保障;高素质的司法主体构成提升司法公信力的载体和基础。     

浅议司法尊重(judicial deference)原则——兼论与司法谦抑(judicial passivism)的关系

司法尊重原则基本上是以Skidmore案、Chevron案和Mead案为线索发展形成的,它解决的是法院应秉承何种原则应对行政机关对其负责执行的法律做出的解释的问题。从根本上讲,司法尊重体现了法院对其自身不足的清醒认识和对民主的适度尊重。虽然表面上看来司法尊重与司法谦抑存在高度的相似性,但二者在性质上却存在着根本区别。归根结底,司法尊重扎根于司法谦抑的态度和原则,是对司法谦抑理念的一种折射。     

不罚坐牢罚种树——一起突破刑罚手段的典型判例

近一二十年来，西方国家兴起了一场新的刑事司法改革运动，这就是“恢复性司法”运动。与传统的司法过程相比，这种司法更多关注的是创造一种积极的关系，主张摒弃消极的仅仅为惩罚而惩罚的传统做法，进而建立一种更加积极．强调理解、宽恕的恢复性司法。     

论广西人民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贡献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广西人民在辛亥革命中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从组建同盟会、宣传革命思想、发动武装起义等方面为组织和发动辛亥革命奠定了基础;从不同层面领导和参与了辛亥革命,对推动辛亥革命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辛亥革命斗争中,有一大批广西子弟为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