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方法论的反思性整合——一个实践理性的视角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司法改革的推进需要在实践理性的指导下,通过新的方法论体系来予以重新解读和把握。当下司法改革的方法论面临价值理性缺失、工具理性误区和理论范式失衡的现实困境,需要在问题导向的基础上,借鉴和利用多种社会科学方法,透过多种视角探讨如何认识改革、如何推进改革、如何评价改革,在实践建构中实现方法体系的反思性整合。以"制度化的社会回应型司法"为基本目标,协调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统合国家治理的实践逻辑与法治的价值逻辑,统筹推进司法制度的改革和构建。     

SMART:自主研发的混合STR图谱分析系统

目的混合STR图谱的分析是法医遗传学领域的一个难题。目前国内大多数法医DNA实验室依靠人工方法分析混合STR图谱,费时费力,且拆分效果也多有主观性,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混合STR图谱分析的需求。本文介绍一套自主研发的混合STR图谱分析系统——SMART(STR Mixture Analysis and Resolution Tools),其能够实现对混合STR图谱的自动化分析,包括拆分混合STR图谱和计算似然比。方法SMART使用的STR峰高的概率模型,考虑了影子峰、降解、基因座特异性扩增效率、峰高变异、插入峰、峰丢失等因素。模型通过比较各个基因型集合拟合当前混合STR图谱的似然值大小来推断最有可能的基因型集合,采用了马尔可夫链蒙特卡洛(MCMC)算法进行求解。结果SMART可应用于不同试剂盒和遗传分析仪产生的数据。经使用ABI-3500XL遗传分析仪和Global Filer试剂盒测试,SMART能够实现对2~5人的混合STR图谱的分析,输出包括混合比例、混合图谱质量、各个贡献者单人的STR基因分型、似然比等多项结果。结论SMART作为一款自主研发的混合STR图谱分析系统,其基本涵盖了国外同类分析系统所具有的功能,技术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能够满足一线法医工作者对于混合STR图谱分析的多样化需求,提高混合STR图谱结果的利用率。     

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依法独立办案的关系

坚持党的领导是贯穿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一条主线。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依法独立办案的关系,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司法理论与实践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具有坚实的历史基础、法理基础和宪法依据。党的领导是依法独立办案的根本保障,坚持依法独立办案本身就是体现党的领导。正确把握党的领导与依法独立办案的关系,必须首先弄清楚党的领导是指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地方党委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管方向、管政策、管原则、管干部。各级司法机关党组织必须确保党的领导在司法机关内部得到贯彻落实,依规依法管人管事管案,发挥整体性的引领、管理、监督、保障作用,确保法律统一正确实施。     

以共同育儿为业:跨越儿童抚育的家庭边界——以一个城市社区的“抱团养娃”实践为例

本文聚焦于城市化背景下的"抱团养娃"实践,深入探讨在抚育职责被"家庭化"的当下,抚育实践如何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跨越"家庭"的边界。以社区共育为基点,妈妈们的努力既从私人层面上为在陌生城市中资源不足的小家庭找到更多社会支持,又在公共层面上带动孩子们以温度和情感重塑社区认同、黏合社会转型带来的制度缝隙,体现出独特的现实意义与支持力量。"以共同育儿为业"背后,是女性试图在既有的结构约束下找到被私人化的抚育照料重担与公共生活之间的连接点,在本研究中体现为共育支持网络的形成、共育友好空间的营造、亲子活动内容的生产和共育文化的建构四个方面。这为思考如何将"社会"重新带回抚育实践中提供了想象,也拓宽了对女性主体性的理解。     

网络传销犯罪的司法认定逻辑及其修正

基于传销犯罪的诈骗本质以及网络传销所衍生的诸多形式,原有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界定已经无法适应惩治网络传销犯罪的需要,应当基于体系与实践的双重考量,对网络传销犯罪的立法和司法作出相应的调适。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集资诈骗罪系交叉竞合关系,两者在量刑上应保持平衡。网络传销犯罪在法益侵害程度方面未必高于传统传销犯罪。司法解释性文件对于网络传销犯罪的认定不应囿于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30人三级的标准。网络团队计酬不应当构成犯罪。对于混合型传销,则应当结合"骗取财物"的要件予以全面判断。对为网络传销犯罪提供网络服务的行为,应区分情况适用共同犯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对网络传销犯罪作证据综合认定时,应优先客观性证据,确立互联网电子数据的中枢证明作用,修正逐一收集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的言词证据规则。     

疫情防控中妨害公务罪的法教义学解析

为了个人自由而抗拒防疫管控,是对国家公务活动正常秩序的公然侵犯,具有法益侵害性。对于妨害公务罪之"暴力、威胁",应结合其侵害法益、实务经验予以合理界定。参与疫情管控的基层工作人员能否作为妨害公务罪之对象,需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紧扣从事疫情防控职权之公务性质深入分析。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不当防疫措施的,因防疫执法之合法性丧失,不构成妨害公务罪。行为人对防疫执法行为合法性的认识错误,属于对构成要件的事实认识错误,阻却犯罪故意的成立。     

论隐性加班及其法律规制

管理和科技的进步促进了企业效率的提升，然而这非但没有使普通劳动者从烦冗的劳动中得到 解脱，反而加剧了隐性加班带来的困扰。在这一现象背后，劳动者在非工作时间依然持续地承受着工作上的负担, 使其个人生活逐渐陷入物化的处境，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冲突日渐加剧。研究认为，在资本与科技的相互交织之下, 法定的工时标准及其民主管理方式逐渐被重塑和弱化，制度的漏洞又在现实中降低了加班的法律保障力度。这 些因素共同构成了隐性加班泛滥的成因。研究建议，对隐性加班的法律规制，应当以规范雇主权力的运行为核心, 妥善处理职工民主管理与企业劳动管理之间的关系，并确定合理的加班认定标准，从而促进劳动者工作与生活 的平衡。     

193例持续性姿势-知觉性头晕患者中医证候研究

目的 通过因子分析探索持续性姿势-知觉性头晕（persistent postural-perceptual dizziness，PPPD）的中医证候特点。方法 采集193例PPPD病例症状、舌象、脉象，将每一症状、舌象、脉象作为一个统计变量，“有”则赋值为“1”、“无”则赋值为“0”，计算四诊信息的频数和频率，运用因子分析对高频症状、舌象及脉象进行非线性降维并提取公因子，得出病性、病位证素及中医证型并加以总结分析。结果 频率排名前3位症状的依次为头晕（90.67%）、心烦（54.40%）、倦怠乏力（51.30%），舌象中舌质频率最高者为舌质暗红（22.28%），舌苔频率最高者为白苔（31.09%），脉象频率最高者为滑脉（41.97%）。利用因子分析共提取13个公因子，累计贡献率为64.798%。整合相同的证素，共得到5个病性证素，依次是气滞（71.50%）、阴虚（24.35%）、血虚（22.28%）、气虚（17.10%）、痰湿（15.03%）；5个病位证素，依次是肝（93.26%）、肾（24.35%）、脾（16.58%）、心（0.52%）；6个中医证型，依次是肝郁气滞证（56.48%）、肝肾阴虚证（21.76%）、肝郁脾虚证（15.03%）、肾阴虚证（2.59%）、脾肾阴虚证（1.55%）、气血两虚证（0.52%）。结论 PPPD的病性证素以气滞为主，病位证素以肝为主，中医证型以肝郁气滞证为主。     

全过程人民民主:时代价值、制度基础与实践空间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全新理论命题。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对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探索,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逻辑,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内在要求。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探索历程中,全过程人民民主有坚实的制度支撑、规范的运作机制、具体的程序设计,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形态,既突出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显著特色,也彰显了具体民主形式中所蕴含的人类共同价值。在新的历史起点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在理想与现实、普遍性与特殊性、制度与实践的平衡中,适应人民群众对美好政治生活向往的需要,有目标、有步骤、有重点地积极推进。     

数字社会治理的权利逻辑:以个人信息权为中心

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数字社会迅速发展,促进多元主体信息交流和资讯共享,给个人信息保护带来挑战。作为数字社会公民身份的基本表征,个人信息权既是数字公民实现全面自由发展的先决条件,也是防范和控制数字权力异化的重要工具。实现数字社会个人信息权保护的价值追求,国家立法机关应秉持作为宪法价值核心的人格尊严进行立法,明晰个人信息权的规范内涵与保护机制;行政机关应遵循权力法定原则,严格基于法律保留、公共利益和比例原则处理和使用个人信息,并建立专门的个人信息权保护的监管机构;司法机关应通过法律适用和司法解释对被侵犯的个人信息权提供及时司法救济,填补法律漏洞,实现数字社会个人信息权保护的制度正义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