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犯罪的非监禁刑之合理性和实践性探究

从刑罚的发展历程来看,人类社会对待犯罪的基本手段经历了从死刑、肉刑到监禁刑的演变过程.目前各国刑罚制度基本上还是处于以监禁刑为主体的阶段,但是刑罚的轻缓化、人道化已经成为共同的发展方向.少年司法的发展历程亦是如此.回顾中国少年司法制度二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少年犯罪的非监禁化对教育挽救违法少年、保护少年、保护社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在司法理念和司法实践上还缺乏必要的正确认识.非监禁化的实现程度还不尽如人意,少年犯的非监禁化应当作为我国当前少年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     

少年犯罪适用非监禁刑的合理性探究

当前,刑罚的轻缓化、人道化已经成为国际刑罚制度的发展趋势,少年犯罪适用非监禁刑也已成为各国的共识。实践证明,非监禁刑在教育和挽救违法少年、保护社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我国在少年司法理念上还缺乏应有的正确认识,少年犯罪非监禁化的实现程度还不尽如人意。少年犯罪非监禁化应当成为我国少年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     

单位立功疑难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总则规定立功的主体是犯罪分子,其中犯罪分子应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犯罪单位作为犯罪主体具备意思能力和行为能力、能够体现自身意志,所以,犯罪单位能够成为立功主体.在立功的表现形式上.单位与自然人相一致.     

人工智能作为刑事主体的可行性探析

人工智能与刑法体系具有兼容可能性是确立其为新型刑事主体的必要条件。人工智能与传统刑法体系兼容的前提条件是赋予人工智能与自然人同等的权利与义务,在否定该前提的情况下,即使调整刑法体系内容纳入人工智能刑事主体,从根本上也无法实现刑法的机能与刑罚的功能。即人工智能与传统刑法体系不具有兼容可能性,通过确立人工智能的刑事主体地位使其承担刑事责任的做法不具有可行性。刑事法律可以通过将人工智能的处罚作为自然人的附加刑罚或为人工智能创设一套法律制度,作为对人工智能犯罪规制路径的探索尝试。     

刍议适用死刑的犯罪主体是否应该有年龄上限——从历史和刑法的视角

我国是限制适用死刑的国家之一.我国刑法规定对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和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得适用死刑.但是适用死刑的犯罪主体应否有上限或者能否通过对死刑适用的犯罪主体设定一个合理的上限则是我们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较少涉及的问题.从我国死刑适用主体年龄上限立法的历史沿革和国外立法现状、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刑罚的目的等角度来对这一问题进行审视,我国刑法应当合理设定一个适用死刑的犯罪主体的年龄上限.通过对适用死刑主体上的立法限制进一步限制死刑的适用,是我国限制死刑适用比较理性的出路之一.     

单位犯罪主体新论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法人参与经济犯罪活动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兼之我国刑法采用"单位"犯罪这个外延宽泛的概念,造成理论与实践对单位犯罪主体的认识和理解不统一.应当参考国外关于法人犯罪的立法经验,立足本国国情,研究我国刑法典已经确定的犯罪主体,明确单位犯罪的标准,确定单位犯罪主体的范围,排除机关作为单位犯罪的主体.     

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思考——刑事责任年龄的界定不能脱离本国国情

与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以及在亚洲地区同我国相类似的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刑法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界定明显偏高，不符合我国现阶段及更长一段时间的国情。我们主张，面对迅猛上升的少年犯罪问题，适当降低我国的刑事责任年龄，并设置有别于成人的较轻缓和灵活的法律处分，对犯罪少年的行为和品格进行及时有效地矫正。     

关于贪污罪主体立法的再认识

由于受我国政治、经济体制和历史等因素的影响 ,长期以来 ,我国刑法对贪污罪主体范围的规定一直比较宽泛 ,1 997年修订刑法 ,虽然部分缩小了贪污罪主体范围 ,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过于宽泛的贪污罪主体范围在司法实践中暴露出许多问题 ,主导思想不明确、打击重点偏移、刑罚失衡、办案难度加大等问题无不与贪污罪主体范围宽泛有关。笔者在对贪污犯罪客体、贪污罪犯罪属性、贪污罪主体的本质特征等问题再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贪污罪主体立法 ,精简贪污罪主体范围的主张     

特殊犯罪主体概念之反思

特殊犯罪主体的称谓也违反了概念分类的基本逻辑,并不符合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更不符合刑法理论的统一性,在有关刑法分则的理论中也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虽然我国引入了身份犯的概念,但身份犯在我国刑法犯罪构成理论中也并不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只能够部分地借鉴。而对于身份影响刑罚轻重的行为人情节应该在量刑制度中研究。     

浅析单位犯罪主体

为了准确适用刑法，有力地打击单位犯罪，我们必须正确认定单位犯罪的主体。单位犯罪主体只能是单位本身，不应当把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员作为单位犯罪的主体；单位犯罪主体只能是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等合法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企业集团等新出现的“单位”，目前还没有法律或者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可以作为单位犯罪主体；刑法还规定了一部分单位犯罪的特殊主体身份。     

论机动车与其所有人分离状态下的责任认定

道路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案件中,当机动车与其所有人处于分离状态时,应当对传统责任主体认定依据进行合理反思,并应该引入控制力和收益这两个标准,对机动车与其所有人的分离状态进行类型化分析,从而得出由实际控制人承担主要责任,由所有人根据过错程度和收益承担连带责任或者补充责任,以实现机动车损害赔偿中的实质正义.     

关于证据属性的若干思考——以证据的关联性为中心

关于证据的基本属性,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颇有争议。有观点认为,证据的基本属性有三,即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有观点认为,证据的基本属性有二,即客观性和关联性。证据的客观性体现了证据的哲学存在性,为人们认识和把握证据的关联性提供了认识论;证据的合法性为人们收集、固定和保全证据提出了程序上的要求。在特殊情形下,某些不具备合法性或不具备客观性的材料仍可作为证据使用。证据的关联性才是证据的唯一基本属性。     

增强时间观念和效率意识

本文对各类办公机构增强时间观念和效率意识的重要意义和怎样增强时间观念和效率意识 ,提高时间运用和工作效率作了系统、深刻的论述。     

论党的领导与共和国的成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奠定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离不开中国共产党艰辛探索和坚强领导。中国共产党坚持与时俱进,适时和科学地为共和国的发展选择道路,提供理论指导,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千难万险,使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不断由胜利走向辉煌。引领共和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不断取得新的成就,需要中国共产党居安思危,不断加强自身建设。     

浅析电子商务对企业发展的影响

本文阐述了网络中电子商务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及其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 ;适合发展电子商务企业具备的特征和当前电子商务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     

党的先进性党的纲领与党员成分的辩证关系

党的先进性源于党的阶级性,但先进性并不等于阶级性。党的先进性体现在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中,体现着时代特征。党的先进性需要通过制定正确政治路线和具体纲领来体现。党的组织路线服从、服务于政治路线。不同历史时期党员的标准、党员的成分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纲领决定了必须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必须将思想建设置于党的建设首位,正确认识妥善处理吸收新社会阶层中优秀分子入党问题。     

通过共识获得正当性——解释学视角下的司法过程

法律方法以促进"正当性"判决的获得为目标,而依据解释学及哈贝马斯的真理共识理论,判决的"正当性"来自于相关主体的共识。运用共识理论可以对具体司法过程做出融贯性解释,并可得出诸多具有启发性的结论。     

论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对第三人的民事责任

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保荐职责的核心是上市公司信息公开担保义务.违反这种法定义务,构成对投资者知情权的侵害,致使投资者遭受损失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对这种特殊侵权行为应采用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由保荐机构对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同时要厘清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与上市公司以及其他中介机构之间责任的边界,以保证保荐人制度真正发挥作用.     

关于乡镇行政区划调整的若干思考——以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乡镇撤并为个案

湖北省咸安区为了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精简机构、降低管理成本的相关精神,开展了以乡镇撤并为主要内容的行政区划调整工作,取得了显著绩效。但其间也存在着若干问题,如:加剧了乡镇工作人员精减与公共事务增长之间的矛盾、基层民主建设面临一系列挑战、乡镇规模扩大给老百姓办事带来不便等问题。     

从刑事诉讼立法角度谈侦检关系改革

我国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借鉴了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做法,提高了对检察官公诉职能的要求,即要在法庭上亲自举证,通过事实说服法官,有效的行使国家追诉犯罪的职能。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有关侦检关系的规定,造成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不仅难以形成合力,共同服务于公诉职能,而且有时还相互擎肘,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检察官的公诉职能。通过考察国外的做法,我国应重新调整侦检关系,强化公诉职能,加强检察权对侦查权的控制,完善我国侦检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