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动司法若干问题研究

作为一种司法理念或司法方式,中国的能动司法与西方司法能动主义既有知识上的缘脉关系,也有现象上的同质性,但由于各国政治及司法制度的不同,两者亦有一定区别,总体上应将中国能动司法视为世界法治语境中司法能动主义的一种特殊形态。西方司法能动主义是以司法独立性较强、全社会规则化意识较为明确、法官职业化制度较为成熟为基本条件的,因此,对于国情差异较大的中国来说,能动司法在实践形态上对西方司法能动主义应既有保留,又有创新和发展,同时应从多方面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亦即:宏观上,建立良性的司法与政治的互动机制;中观上,建立有效的最高司法机构指导机制;微观上,建立合理而有序的法院内部审判运行机制。     

平和司法：恢复性司法的本土化——关于平和司法理念与实践的调研报告

平和司法是在学习国外恢复性司法理念、实证分析烟台市检察机关的办案实践、考察外地检察机关的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全新命题,是恢复性司法本土化的一个尝试。平和司法可分为司法心态(基础要素)、司法模式(手段要素)、司法境界(目的要素)三个层面,与恢复性司法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的层次性和层次之间的互动性。平和司法在执法理念上与传统的司法理念有很大的转变,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相适应,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要求。实践平和司法将对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预防犯罪、节约司法资源、维护被害人和犯罪人合法权益具有积极意义。     

司法的精英化与大众化

在西方国家的司法领域 ,司法的精英化和大众化两种现象同时并存。它们分别建立在不同的理论基础之上 ,并有相关的制度予以支撑。司法的精英化代表着司法的“职业理性” ,而司法的大众化则体现了“大众理性”在司法中的作用。它们有着不同的适用空间 ,是相反相成、相互补充的。建国以后 ,我国的司法走的是平民化、大众化的道路 ;与此同时 ,又硬性推行一套别具特色的陪审制度。这是对司法的运作原理和陪审制度的法理缺乏理性认知的结果。中国司法的未来发展方向是走职业化、精英化之路。在基本实现这一目标之后 ,则应该为司法的大众化设定一定的运作空间 ,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陪审团制度。     

恢复性司法理论及其引入与借鉴

作为一种新的刑事司法模式,恢复性司法目前已经在很多国家都有立法和司法实践,并且已经受到了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虽然我国的刑事和解与西方的恢复性司法在基本原则、价值追求方面有相似之处,但并非完全等同,我国虽不宜全盘引入恢复性司法理论,但可以借鉴其合理成分以完善我国现有的刑事和解制度。     

论恢复性司法

恢复性司法是古代司法模式的更高层次的回归,目前在数十个国家都有立法或实践,并巳受到国际社会关注.恢复性司法蕴含着被害人、被告人、社区利益平衡理念与恢复关系的司法理念.并且创生了一种新的利益争端解决方式,形成对传统司法之有益补充.由于其有利于完善我国刑事司法体系,解决实际问题,因而有引进的必要.并且我国也具备借鉴恢复性司法之观念和相关制度基础,因而有引进的可行性.     

论文学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一个"法律与文学"的分析视角

通过两种不同社会语境中的司法模式"司法广场化"、"司法剧场化"考察文学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以"法律与文学"理论为背景,分析论述文学的叙事技艺以及情感诉求对于法律运作的实际效用.法律在一定意义上是有关权利话语的实践,法律因着话语这一媒介而被视为某种文学的形式.法律实践更多的是一种说服性、劝诫性活动,它更关注听众而非说话者本人,通过两者间的运筹性对话活动来打动听众的心弦,实现互动性理解的法律实践目的.     

中国式司法能动主义的实用主义分析及评价——以陕西陇县“能动主义八四司法模式”为样本

以陕西陇县"能动主义八四司法模式"为代表的中国式司法能动主义在问题意识、主体、性质以及最高法院的功能定位上都与典型的英美式司法能动主义不同,其是一系列的理念、体制、机制和司法技术裹挟下的一种法律实用主义的反映,并且面临着高昂的运作成本,也很容易流变为政治话语乃至意识形态。     

浅析环保审判法庭的能动司法

本论文拟从能动司法和被动司法之争出发,结合环保审判法庭在能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能动司法与被动司法之争。提出解决该种争议的立场——环保审判法庭的司法实践应以能动司法理念为指导,并证成该种理念于环保审判法庭的司法实践具有必要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试论我国能动司法在实践中的完善

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司法担当什么样的角色,承载什么样的责任,这不仅关系到司法自身的发展,也关系到法治发展的未来前景,是一个必须科学解答的重大命题。能动司法作为一种司法理念必将长久地指导我国的司法实践,但是作为一种司法工作方法需要不断进行革新。本文将从实践现状、发展前景、完善措施三个方面来论述我国能动司法在实践中的完善。     

转型期能动司法的实践进路

自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次提出能动司法理念之后,在理论和实务部门展开了热烈讨论。能动司法的提出是回应新时期社会矛盾、纠纷对司法新的需求,并非是权宜之计,司法部门提倡能动司法理念过程中也渗透着一种反思理性,为契合＂为民＂、＂便民＂的工作方针,各级人民法院积极展开能动司法理念的实践探索。     

论刑事司法错误的发生机理与现实危害——基于诉讼运行的分析

从诉讼运行的角度讲,"不枉不纵/程序合法"仅是一种具有理想色彩的迷思,相反,刑事司法错误在诉讼现实中无可难免。这主要是因为,主观上,刑事司法制度的构建与运行受制于人类的有限理性;客观上,刑事司法活动的开启与完成也受到认知规律和物证技术的限制,难以保障不枉不纵和程序合法。而刑事司法错误的现实危害却极大,微观上造成本案权益的损失与司法成本的耗费,宏观上则导致程序刚性的式微与国家信用的流失。     

司法民主：理论与现实的困境

在新一轮司法改革的背景下,司法民主化备受关注。“司法以实现正义为目标”是考虑司法民主举措问题的根本认识前提,以急功近利心态的片面追求司法的社会认同,放弃了对民主因素介入司法的方式和制度上精雕细琢,司法民主将面临着在实践中走向偏离并最终陷入“司法无存”的困境。     

能动司法背景下的法律方法诉求

近年来,能动司法成为法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本文通过探讨我国能动司法与美国司法能动主义的区别,阐述我国的能动司法不是简单的裁判理念,而是一种政治型能动政策。理想的司法能动是功能上的能动与方法上克制的统一,当前我国的能动司法属于政策推动性质,缺乏对能动的应有规范,而法律方法恰好能从有效性和正当性方面对司法活动予以必要的规制,因此也就成为当前我国能动司法的必然诉求。     

司法审查侦查原则论

司法审查原则要求侦查程序和行为必须置于法官的审查监督之下,以保证侦查程序的规范运行和侦查行为的合法实施。侦查程序确立司法审查原则的价值精神一方面在于法治国家理念在侦查程序上的落实,另一方面在于程序正义价值实现对侦查程序的要求。国外通过司法审查的制度化保证司法审查侦查原则的地位,我国应当确立司法审查侦查原则,并通过具体制度进行落实。     

论我国司法信任的养成

司法信任是人们基于相信司法机关能够公正、高效处理案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心理预期,依照法律规则的指引积极利用和参与司法,并对法官、司法程序、司法裁判及司法制度表示充分的认同与遵从。司法信任的有无与多寡将决定公正、高效、权威司法制度建设的兴衰成败。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社会转型对原有信任环境及信任基础的破坏、司法亲和力的下降、职业法官专家系统尚未建立、对司法有限性的认识不足、对司法程序的参与度不够,是我国司法信任缺失的主要原因。要增进我国的司法信任,最终建立高度的司法信任,必须坚持增进司法信任与促进公正、高效、权威相统一,推动人格信任向系统信任延伸,促进交往信任向普遍信任拓展,激励依存性信任向主体性信任转化。     

司法的限度：在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之间

我国法院从司法改革初期积极扩张司法权的一端,转变到面对社会矛盾复杂性而采取自我限缩策略的另一端,暴露出司法权运作边界模糊的问题。社会需求决定了司法的供给,但司法权的能力是有限的,其机能的发挥有赖于一定的条件,而且当事人人数的多少、案件的复杂程度等都会影响司法权的能力。司法权应当恪守自己的边界。对超越自身能力的事情保持克制,是司法权威的必要保证。     

反思司法潜规则

司法潜规则是指在司法机关内部通行或者认可的但未向外界公布的办案规则与程序。具体表现为自由裁量权过大;无原则的量刑迁就;侵犯人权的诉讼拖延;变相放人的监外执行等等。其产生的原因是,长期以来对程序正义的忽视;转型时期司法权力的异化;程序缺乏公开性和透明性。今天的司法正义是潜规则下被扭曲了的正义,要改变这一现状,必须要树立司法权威,加强程序法制;加强司法监督和权力制约;加强司法的公开度和透明度。     

司法克制下的司法能动

司法能动或是司法克制体现了法官释法的意识形态。司法能动和司法克制是法官在司法中进行自由裁量时享有多大的自由或者受到多大的限制问题,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可供遵循。在我国当下,去除僵化的司法克制与无序的司法能动,并且实现司法克制下的司法能动应是明智的选择。     

现代司法理念与我国司法管理体制的重构

司法理念决定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决定着制度的价值方向。现代司法理念是人们在认识司法客观规律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科学的基本观念,是支配人们在司法过程中的思维和行动的意识形态和精神指导,包括司法中立、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司法效率、司法民主等。我国的司法管理制度缺乏的就是现代司法理念的支撑,存在许多与现代司法理念冲突的地方。因此,必须以现代司法理念为指导,重构我国的司法管理体制。     

论司法预算制度的学理构造

司法预算是司法有效运转,实现司法公正和效率的重要物质基础。构造司法预算的关键是既要保障司法部门履行职责,又要避免可能对司法权的侵害。因此,在司法预算的审批、编制、执行和监督等诸多环节设计上,应注意司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之间以及司法审判权与司法事务管理权之间的权力安排。通过司法和预算的学理分析所构造的司法预算模型对司法改革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