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证据合法性的证明——兼评修改后刑诉法关于证据合法性证明的规定

证据合法性的证明问题包括证据合法性证明程序的启动、审理以及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等问题。当事人只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清晰明确、符合逻辑的相关线索与材料,使人对证据合法性产生疑问的,法官即应当作出启动证据合法性审理程序的决定。控辩双方以依次轮换举证的方式实现对证据合法性的证明,但控方的举证要达到"确信"的程度,辩方的举证只要达到"合理"的程度。控方对非法言词证据的证明应当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对非法实物证据只需达到"优势证据"的标准。证据合法性证明的审理程序在庭审中进行,但应遵循一定的庭审规则,以最大程度减少因其与事实审理程序混同而产生的程序混乱。     

民事（经济）案件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举证问题探析

民事（经济）案件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举证问题探析冷铁勋，何珊君在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就案件的某一待证事实所负有的向法院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提供不出证据或不愿提供证据时，便可能要承担不利于自己的法律后果。正因为如此，举证责...     

君信创业公司诉绿谷伟业公司等出资合同纠纷案

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均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对案件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承担举证不力的责任。     

拥抱抑或拒斥：摸索证明论的中国境遇

摸索证明是在德国、日本等国家解决证据偏在时持有证据方不提供事证而对证明责任方当事人的救济办法，我国学者多认为应当引进这一理论。摸索证明的效果并非转换证明责任，而只是导致具体举证责任转换。摸索证明的容许性或合法性与其所处的制度语境与诉讼模式密切相关，但从当今世界发展的角度来看，总体上呈逐渐放宽限制的趋势。摸索证明的容许性问题实质上就是应证事实的具体特定化应然要求与事实证据主张的盖然性与猜测性现实需要如何调和的问题。在我国诉讼模式转型阶段不宜过分强调这种后现代的理论倾向，但摸索证明论可以对接我国法院证据调查与保全的审查标准问题。     

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RESPONSIBILITYFOROFFERINGTESTIMONYINCIVILACTION举证．源于罗马法对民事审判规定的两条原则。一是每一方当事人对其陈述中所主张的事实，负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义务，否认的一方没有举证责任；二是双方当事人都提不出证据的，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败诉。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细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这一规定通常被称作“谁主张、准举止”．这就是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分担的原则。举证责任的分担与证明对象右关。根据法律事实对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影响，作为证明对象的事实可分为：l、产…     

民事诉讼证据预断之防止及限定

由于证据收集调查标准的不明确和证据裁定制度的缺失，实务中经常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95条的规定，在尚未实际调查证据之前以“关联性”审查评价证据的价值，并驳回当事人收集调查证据的申请。这种“证据预断”的裁判方式混淆了举证要件与心证标准，损害当事人的举证权和听审权的风险极高，应加以禁止或者限制。未来应注重举证一方当事人的程序保障和协力义务，回归并严格适用司法解释为之设置的消极要件，即法官只有在明确完全无收集调查必要时方可经妥当阐明而驳回，其他的合法预断情形则应当作为例外予以界定，避免任意突破。     

论医疗侵权诉讼视野下的表见证明

在医疗侵权诉讼中,《侵权责任法》确定对医疗机构适用过错归责原则,患者对医疗机构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而医学之专业性导致患者"先天性"的举证困难。为了平衡医患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能力,唯有通过影响法官心证的诉讼证明手段,才能辅助在举证能力上处于弱势的患者。表见证明规则能够通过增强法官事实认定的心证,促使医患双方在医疗侵权诉讼下地位达到平等。     

预决事实的证据效力

预决事实 ,即为已发生法律效力的人民法院判决所确定下来的事实 ,如果与某一当前的诉讼案件的待证事实有关联 ,则当然为有效证据 ,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其真实性和合法性。这一原则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五条第四款中得以明确。一般认为 ,对于预决的事实当事人之所以无需举证 ,其原因有二 :一是为了避免对已为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再次进行证明 ;二是为了防止人民法院在判决中对同一事实作出相互矛盾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司法解释从当事人举证的角度 ,规定主张预决事实的…     

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中案件审查方式上的几个误区

误区之一:当事人双方对同一争诉事实相对立的举证,原审裁判中如果不能排除一方的对立证据,即认为法院审理认定事实不清。 在民事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中,当事人双方对各自权利的不同主张,形成了争诉的事实。一般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当事人双方围绕各     

摸索证明论

民事诉讼中的摸索证明是指在当事人就其主张或抗辩成立所必要的事实和证据未能充分掌握或了解时,可以向法院申请对他方当事人掌握的相关证据进行调查,并试图通过该调查程序获取新事实或新证据,进而以该事实或证据作为支持其请求成立的依据。基于传统的辩论主义,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最初对摸索证明采取禁止的态度,随着对辩论主义的修正与发展,摸索证明的价值逐渐为诉讼实践所接纳。我国受制于大环境影响,对摸索证明的处理应该更为宽松。     

论民事诉讼中的摸索证明

摸索证明的基本含义是指证据声请以获取相关信息为目的。根据古典辩论主义，摸索证明应予禁止。但在修正辩论主义下，对其不应一概予以否定，而应综合考虑对辩论主义所做各种修正，即真实、完全义务、具体化义务、诉讼促进义务和诉讼经济、诚信原则和防止滥用诉讼权利等，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判断。在我国，由于自起诉即要求表明、提交证据，摸索证明有其特殊性。此外，摸索证明与证据声请、证据保全、当事人陈述等制度也有着密切联系。总体而言，由于我国民事诉讼的职权主义色彩仍然较浓以及受制于大环境因素，对摸索证明的处理应当更为宽松。     

论自认效力否认之依据-基于“诚＂与“信”的法理展开

自认制度既是民事诉讼辩论原则的内在要求，也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外在表现。自认对于争议之两造以及法院均产生约束力。自认免除了对方当事人对相关事实的证明责任；法院应将自认之事实作为判决的基础；而自认一方当事人应言而有信，不得撤回自认。否认自认效力的依据在于当事人对案件事实的承认严重背离了诚信原则的真实要求。自认效力的否认包括家事诉讼中对超越辩论主义和处分主义支配范围事实的承认、虚假诉讼中对以侵犯他人利益为目的的虚假事实的承认以及对违反众所周知事实的承认三种情形。自认效力的承认与否认型构了自认制度的基本框架，并共同承担向社会倡导诚实守信的良好行为风尚的功能。     

有序与效率:当事人主张的具体化义务研究——以民事诉讼为视角

民事诉讼奉行辩论主义,诉讼围绕当事人双方的攻击防御方法而展开,当事人必须就于己有利的要件事实向法院主张,基于维护对方当事人的防御利益以及证人的自我保全利益,维护法院的审理利益,促进审理的集中化,阻止当事人滥诉,当事人的攻防主张都必须要满足具体化义务的要求才能被视为是适格的主张,否则将可能因此而遭受诉讼上的不利益。由于存在证据偏在的现代型诉讼中,基于武器平等、诚信原则、证据接近、危险领域等原理,具体化义务的程度或界限在某些情形或案件类型中需要降低,以维护当事人之间的实质公平。在我国未来的民事诉讼制度构建中,应当逐步确立当事人的具体化义务。     

论善意取得制度中善意要件的证明

《物权法》第106条确立的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规则,只能解释为主张善意取得的第三人负担证明责任。尽管善意要件的证明有一定难度,但通过间接证据的运用、经验则的援引以及对方当事人事实主张责任的加重,证明该要件是完全可能的。立法论上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需要结合诸如进攻者角色、盖然性衡量、证明接近之类的实质性因素,以及公示方式与交易习惯、诉讼程序的实际运作、法律政治考量之类的外部因素进行。     

民事诉讼中的勘验协力义务论析

勘验协力义务乃不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及第三人为协助法院进行勘验所尽的公法上义务,包括勘验标的物提交义务与勘验忍受义务两种基本类型.勘验协力义务设定之目的在于保证法院能基于正确的证据调查之结果而作出适正的裁判,具有正当事由时,当事人或第三人可以拒绝履行.违反勘验协力义务将遭受公法上的制裁,表现为：不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若违反勘验协力义务,法院将拟制举证人关于勘验标的物的主张甚至关于勘验标的物所证明之事实的主张为真实;第三人违反勘验协力义务时,将会被法院处以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关于勘验协力义务之设定基本上停留在行为规范层面,并且在适用范围上几无限制,显非妥适,亟待完善.     

证明负担动态论研究

当事人如果要求法院依其主张为裁判时,必须就其所主张的特定、重要、有关联的事实,负有主张和提出证据以为证明的负担,如果有不能提出证据或提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事实成立的情形时.则负担事实审理者不能依其主张作出裁判的结果;如果提出的证据,导致事实审理者对案件事实认定存在真伪不明的情形时,即有不能依其主张的事实作出裁判的危险的负担。证明负担(burden of proof)的内容包括事实主张项下的证据方法的主张负担(behauptungs last,burden of pleading)、提出该证据方法的负担即举证负担(the burden of producing evidence)以及对证据进行辩论的负担即心证负担(the burden ofpersuasion)。     

A note on burdens of proof in civil litigation

It has been widely believed that who bears the burden of proof significantly affects the incentives of the legal parties. In particular, Hay and Spier (J Legal Stud 26:413–431, 1997) argues that if legal parties have a commonly accessible body of evidence (perfectly correlated pieces of evidence), the party who bears the burden of proof will present the evidence if and only if the evidence supports his position, while the other party (without the burden) will refrain from presenting it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evidence supports his position. In this paper, I claim that the result will be dramatically changed if the pieces of evidence that each party possesses are not perfectly correlated. I show that each party will present the evidence that supports his position whenever available, regardless of the burden of proof assignment. This implies that allocating the burden of proof does not matter in terms of information elicitation.     

量刑事实证明初论

量刑活动与定罪活动的相对独立性,决定了量刑事实的构成、量刑证据、量刑事实的证明要求以及量刑事实的运用等不同于定罪事实。量刑事实的证明一般奉行“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罪重事实的证明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罪轻事实的证明达到优势证据标准即可。     

量刑事实证明初论

量刑活动与定罪活动的相对独立性,决定了量刑事实的构成、量刑证据、量刑事实的证明要求以及量刑事实的运用等不同于定罪事实。量刑事实的证明一般奉行"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罪重事实的证明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罪轻事实的证明达到优势证据标准即可。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再讨论

对于被告方提出的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法院要进行专门的程序性裁判。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被告方一旦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法院就要优先审查侦查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使程序性裁判具有优先于实体性裁判的效力。作为程序性裁判的两个重要部分,初步审查要求被告方承担初步的证明责任,具有过滤不必要的程序性裁判的功能;正式调查作为法院的程序性听证程序,具备基本的诉讼构造,偏重于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并由公诉方承担证明侦查行为合法性的责任,且要达到最高的证明标准。对于一审法院就非法证据排除问题所作的决定,二审法院无法提供独立的司法救济,只能将其与实体问题一并作为是否撤销原判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