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要窗口”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的首创，是浙江省奋力打造“重要窗口”的必由之路。在实现绿色主导、生态优先、环境美丽、资源高效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进程中，浙江省始终“以更高的标准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以更大的范围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以更强的力度推进资源高效利用、以更广的视野推进美丽城乡建设、以更大的力度推进生态科技创新、以更严的要求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为主要抓手，旨在打造以“生态经济主导化、生态环境景观化、自然资源循环化、全省一体化大花园、绿色科技创新自主化、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化”为主要表征的“重要窗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要窗口”是“理论、实践、制度”三位一体的硕果体系，充分彰显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红船精神”在建设“重要窗口”中的逻辑意蕴、实践价值与转化路径

“红船精神”是建设“重要窗口”的精神源动力，在建设“重要窗口”的实践中焕发着时代光辉。从“红船精神”到建设“重要窗口”，体现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高质量发展的持续思考和殷切嘱托。“红船精神”对于激励建设“重要窗口”的实践价值集中表现为：首创精神彰显建设“重要窗口”实践品格，奋斗精神赋予建设“重要窗口”实践动力，奉献精神规定建设“重要窗口”实践旨归。对标对表“重要窗口”，浙江坚持以“红船精神”为指引，遵循“人民至上-政治建设-抢占发展高地-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践逻辑，聚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抢占数字经济新高地，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浙江经验。     

生产—生活共同体与易地扶贫搬迁的后续帮扶——基于秦巴山区H县“138模式”的分析

“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共同构成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目标。在政策支持下，易地扶贫搬迁基本完成“搬得出”的阶段性任务，但就可持续发展而言，“稳得住”“能致富”更为重要。以陕南秦巴山区H县“138模式”为案例，本文将搬迁户的经济生产、社区生活整合进“生产—生活共同体”的框架内，总结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的微观机制。研究发现，党建引领提供了运行动力，组织再造提供了运行基础，协同治理构成了基本运行方式。以上述三项微观机制为基础，“138模式”能够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提供客观条件。生产—生活双重导向与安置社区内的空间聚敛，构成“138模式”不同于其他后续帮扶方式的重要特征。最后文章提出加大政策关注力度、构建“生产—生活共同体”、开展组织建设和鼓励协同参与等政策建议，以实现易地扶贫搬迁的长期目标。     

从“八八战略”到“重要窗口”历史性飞跃的基本经验与意义

从“八八战略”到“重要窗口”的历史性飞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省域层面成功实践的生动体现，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成就的时代缩影。“八八战略”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的价值追求、因时因地制宜的方法论逻辑以及改革创新的发展思路，在深化细化政策、研究谋划战略、挖掘创新潜力上持续发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累了丰硕经验。蓝图已经绘就，奋进正当其时。“重要窗口”进一步奠定了浙江“三个地”的重要地位，为浙江坚定不移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改革开放再出发，继续“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加快推进“两个高水平”建设，以“浙江之窗”展示“中国之治”指明了发展方向，增强了发展动力。     

从“分体”到“分层”：中国特色贿赂犯罪罪名体系的历史嬗变与时代跨越

贿赂犯罪罪名体系与治理结构的构建，是“中国式”腐败治理理念、智慧、资源与立法技术的结晶。中国特色罪名体系的发展，始终围绕扩张犯罪主体类型而展开，形成了“分体式”发展模式，却忽视了对行为类型的重新识别、拓展以及规制对象的有效性等问题。在“分体式”罪名体系中，贿赂犯罪的治理结构以对价关系为基础设定罪名结构；以结果本位为基础设定评价基准；以差异化治理策略为基础设定配刑原则。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推进，对罪名体系建设原理的代际更新提出了全新要求：在体系建构基础上，应当实现由单一“分体式”立法向“分体+分层”立法的转型，引入行为类型的立法导向；在要件设定基础上，实现从以对价关系为中心向以公权伦理为基础转向的完善；在犯罪治理结构上，实现从“差异式”治理走向“全链条式”“同一性”治理的更新。     

新时代现代化新格局下“十四五”规划的新要求与重点任务

“十四五”时期是新旧动能转换的变革期，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十四五”规划立足于衔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需要基于现代化新格局研判其新要求，在规划引领层面要求深化新发展理念；在规划导向上要求以经济、社会和人民生活的高质量发展为核心，以实现现代化建设目标和人的现代化发展；规划主线则要求围绕现代化展开，做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十四五”规划关注的重点任务应涵盖培育现代化发展的新动能、健全现代化的市场体系、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完善现代化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以及推进生态现代化，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在现代化发展路径上行稳致远。     

泰戈尔与“东方学”

作为学科的“东方学”产生于近代西方。20世纪初在东西文化对话中，东方的知识精英审视自身的传统，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立场的“东方学”。泰戈尔是东方“东方学”的奠基人。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西方产生巨大影响，成为西方真正认识东方的文化象征。他是在20世纪初的世界格局中，具有整体东方意识的思想家和诗人。他对“东方学”的许多课题都有自己的思考，对东方文化的精神实质、现实中东方文化的建设策略、东西方的关系等论题都有具体、系统的探讨与建构。他创办的“国际大学”，成为东方研究中心和人才培养基地，培养了大批东方传统的继承者和研究者。     

《清帝逊位诏书》的“中国观”探析

《清帝逊位诏书》的颁布虽意味着清朝统治的终结，但其中“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一句所表述的“中国观”，不但继承了《大义觉迷录》的“中国”认同与“民族”认同，而且在维护清朝领土完整的同时，更从法理层面赋予了“中华民国”承继这一领土的合法性。这对此后中国人的“中国认同”以及“中华民族”认识产生了重要影响。唯此，所有中国版图内的人民对于自身“中国人”的定位，开始成为无须赘言的自明前提，《清帝逊位诏书》的重要历史意义由此凸显。     

“山海协作”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践、创新与价值

“山海协作”是习近平关于区域协调发展重要论述的理论源泉之一,旨在推进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加强协同合作与共同发展,是促进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浙江探索。在实践中,“山海协作”突破了西方“资本逻辑”的援助模式,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特征的“人本逻辑”帮扶模式。“山海协作”更加强调激发帮扶与被帮扶的“共同体”活力与内生主导发展潜力,形成蕴含外部赋能与内生动力培育的协同机制、“政府、市场与社会”多方参与的互动机制、激发优势与互助协作互利机制的区域双向驱动内生发展理论,丰富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共同富裕实践的创新理论。     

“情性”还是“性情”：中国诗歌价值取向的分野

中国诗论中“吟咏情性”与“吟咏性情”有着巨大的不同，标志着两种诗学理路。“吟咏情性”的主要内涵是“情”，是由“感物”而来的“感”情，与“性”的关系不大；而“吟咏性情”的主要内涵则是“性”，由“性”而来的“情”。早期理论以“情性论”为主，宋明以来则主要是“性情论”。“情性论”的“情”个体感性维度明显，“性情论”的“情”则理性色彩突出，从“情性”到“性情”的重心转移显示了中国诗论理性化的价值取向。要用“情性”与“性情”的双重视野来看待中国古代诗论中的“情”才较为全面。在这种双重视野下来审视中国的“抒情传统”，则会有不同的答案。     

浙江建设“重要窗口”的制度基础

浙江在以往跨越式发展中形成的诸多制度经验,不仅是浙江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的制度基础,而且对于全国乃至形成更具普遍价值的中国方案,推动全球治理,亦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它们包括但不限于：率先启动并深化拓展“最多跑一次”改革,形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制度体系;鼓励基层有序创新民主治理体制机制,深化“法治浙江”建设,建立完善与浙江高水平发展相适应的法治体系;主动适应现代治理新场景,全面转变治理理念,积极引入数字技术,构建整体智治的现代政府新形态;联动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完善创新驱动的发展机制,强化经济社会发展引领机制,率先形成绿色、集约的高质量经济发展新体系;高标准建设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制度,形成公平有效可持续的民生保障体系;高水平推进“平安浙江”建设,“枫桥经验”推陈出新,“三治融合”全面开展,形成既稳定有序又充满活力的社会治理体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建设美丽浙江,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体制机制;探索建立中心城市辐射带动的治理机制,建立完善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实施“山海协作”机制,形成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体系;着力提升文化软实力,推进“文化浙江”建设,形成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     

社会工作跨文化督导的本土含义与实践策略

跨文化实践是社会工作督导研究中的关键议题。基于对全国95位实践者的访谈，对社会工作跨文化督导的本土含义与实践策略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在本土处境下，跨文化督导具有三个层面的含义，即“跨境督导”实践中的文化碰撞、专业与行政两种文化之间的角力、一般化的社会工作专业知识与地方性知识之间的互动。跨文化的三种本土含义实际上反映了本土处境下的三种文化边界。为了突破文化边界的约束，实践者采取了自我觉察与审慎诠释、“借力打力”、培育本土督导者、促进行政与专业文化之间的互构、提升督导对象的体制适应能力、协同行动以及担任替代性角色等多种策略。     

孔子民本经济思想新论

孔子民本经济思想溯源于三代，特别是西周以来传统德治思想与宗法制度的长期影响，是孔子仁学思想在经济领域的自然展开。其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包括“居敬行简”的治民观、“敛从其薄”的税赋观、“宁俭毋奢”的节俭观、“取物有节”的生态观、“无信不立”的诚信观、“待贾而沽”的货殖观等，基本要义是惠民、富民。孔子民本经济思想开启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源远流长的“以民为本”优良传统，在新时代的语境下对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佛学的东方属性及亚洲核心思想之地位——高楠顺次郎的佛学价值功能论

日本“东洋学”家高楠顺次郎站在亚洲整体观及东方学的立场上，对佛学之于印度的“文化清算”功能做了深入系统的分析阐述，认为佛学的出现标志着来自西方的印度雅利安人的文化由物质性的文化改造为精神性的东方文化，指出佛学从十五个方面对以往婆罗门教文化做了彻底的“文化清算”，从而与雅利安人固有的“西方思想”分道扬镳，实现了佛学的东方化，不仅改变了印度的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而且逐渐成为“亚洲的核心思想”；他还进一步对印度、中国和日本的佛学特色做了比较。高楠顺次郎关于印度佛学的研究贯穿着“东方-西方”意识，表现了“亚洲核心思想”的认同，富有理论东方学的价值，值得我们进行批判的分析研究。     

新时代的人文关怀：马克思主义社会工作的回顾与前瞻

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社会工作从20世纪60年代起开始摒弃弗洛伊德的自然人的理论假设，倡导在历史和社会场景中理解人的成长改变要求，给服务对象以真正的人文关怀。尽管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工作的影响经历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工作、结构社会工作、反排斥与反歧视社会工作和批判社会工作等不同的发展阶段，但是，它们都认同人是历史社会结构中的人这一马克思主义社会工作的基本观点，主张通过权力关系的分析和平等关系的倡导实现个人成长与社会改变的结合。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多元价值的倡导使马克思主义社会工作的社会结构视角面临不确定性、多元主义和主体性不足的严峻挑战，需要汲取中国哲学的精神资源，围绕“变化”重新理解历史社会结构中的人，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工作的场景实践整合起来，以过程唯物论作为多元社会下社会工作实践的理论基础，真正在新时代的实践中呈现人文关怀，为本土经验的国际化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民法典》人格标识“许可使用”的规范解释——以第993条适用范围为重点

《民法典》第993条未区分“商业目的”与“非商业目的”，因此不存在人格标识“二元制”保护模式的基础。该“许可”创设之权利并非“商品化权”，而是用益性债权。使用权人基于债之关系对人格标识具有“支配力”，并形成观念占有外形而受侵权法保护。第993条的主体，应扩张至“具有名称的团体”；“姓名、名称、肖像”应排除教名、重复姓名、与曾用名称重复但现已登记的名称及法人形象；“等”人格标识包括以音色为主要保护对象的“声音”和“个人信息”；第993条适用范围应进行限缩解释，以弥合“自己的”限制条件与社会现实之裂痕。我国语境下的“商品化权”，本质系《民法典》第993条、《著作权法》第24条及《商标法》第43条不同“许可”类型所创设的“权利束”，并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的兜底保护。     

现代化战略导向下我国“十四五”经济发展规划的高质量谋划

高质量谋划“十四五”规划关系到未来中国的现代化及中长期发展。以现代化战略为导向的“十四五”经济发展规划重点主题，要把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作为战略目标，把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为核心内容，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工作主线，把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作为关键抓手，把高水准的市场经济作为制度保障。以现代化战略为导向高质量谋划“十四五”规划的重点领域在于工业领域的现代化、创新领域的现代化、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和区域发展领域的现代化。以现代化战略为导向高质量谋划“十四五”规划要以高质量发展为政策取向，在宏观经济、中观经济、微观经济、对外开放、产业链现代化和基础设施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上迈出更大的步伐。     

未来十年增长潜力预测与“十四五”时期战略目标、战略重点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关键过渡期。基于数量和质量双重维度，采用趋势外推法预测未来经济增长潜力，未来十年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呈现明显下降态势，而经济增长质量潜力则出现显著上升趋势。“十四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目标包括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基本导向、以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为集中体现、以增进人民福祉为最终目的、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为重要保障。在此基础上，“十四五”时期的战略重点是更加有力的创新驱动、更加优化的经济结构、更加完善的基础设施体系和更加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论土地经营权行使中的“承包方同意”规则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3条、第46条和第47条分别规定了“投资改良土壤”“再流转”和“融资担保”情形下土地经营权人须征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同意的“承包方同意”规则。法理逻辑上,“承包方同意”规则乃是平衡与协调农地保障功能与市场功能冲突的法技术,亦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管理权能”的行使方式之一。规范属性上,其既非效力性强制性规范,违之亦不构成无权处分,而属于私权限制性规范,目的在于不同私权利益关系对抗和竞争下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权益的优先保护。司法适用上,应区分投资改良行为与再流转两类不同情形,对于违反“承包方同意”规则的行为,承包方可通过自主意志选择有利于自己的后果或在对抗力层面获得优先保护。     

皮埃尔·诺拉的“记忆之场”与国族认知——兼论《普鲁斯特之<追忆似水年华>》

20世纪80年代后，学界的“记忆”研究逐渐兴起。法国当代史学名家皮耶?诺哈主编的多卷本《记忆之场》引领了这一潮流，将之聚焦于富有象征意味的“记忆之场”上。诺哈区分了“记忆”与“历史”，指出了“记忆”的“场所”具有的物质性、功能性与象征性，并以庞大的篇幅建构了法国国族自我认知的社会史。其中，孔帕尼翁的《普鲁斯特之<追忆似水年华>》将普鲁斯特及其作品视为一种“记忆之场”，探讨了“泛普鲁斯特学”、成为“法国伟大作家”的普鲁斯特及其成功的社会基础，将“普鲁斯特”这类“建构之象征物”纳入到“法国之所以成为法国”的研究中，表明其保证了一种集体性的、文化与身份认同的再生产；该文也代表了作品研究的另一种进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