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共识与顶层设计——做好顶层设计,需要处理哪些问题?

在改革走到关键时期的今天,一是要靠凝聚改革共识,集约社会动力来推动;二是要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明确改革的目标、顺序和重点。可以说,改革共识是目前中国最需要的公共产品,顶层设计是目前中国最重要的战略考量。     

重新理解改革命题

解决中国政治、社会、经济等领域现存的错综复杂的诸多问题,从源头上杜绝严重危机发生的可能,只能寄望于改革,这算是一个共识。但这个共识并不清晰,不同阶层、利益群体与观点人群都有各自的改革标准及期望,由此也造成了所谓改革"顶层设计"话语流行多年,真正可以称为"顶层设计"的政治改革及社会、经济改革均陷入停滞,某些领域甚至出现了倒退。     

“顶层设计”之辩

顶层设计,着眼于国家的长治久安,着眼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遵循增量改革的路径,着力打破阻碍改革与发展的既有利益格局,构筑公平正义的新利益格局。当务之急是进一步解放思想,发挥既有制度优势,构建达成共识的渠道与平台,大力推进集体行动。"顶层设计"是在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大背景下,结合中国基本国情,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     

对全面深化改革中发挥人民群众主体作用的思考

人民群众是改革的主体。全面深化改革,既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历史推动作用,又要将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地为人民所共享,这是激发改革活力、凝聚改革共识、确保改革成功的基本要求。依靠群众推动改革,首先,要客观认识、全面把握人民群众内部的变化。它既包括群众层级结构的变化,也包括群众意识形态的变化。其次,要积极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减少改革阻力。良好的社会环境需要借助经济发展缓和社会矛盾,借助公平正义促进社会稳定。再次,要巩固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通过树立主体意识来激发改革热情,通过顶层设计来凝聚改革共识。     

文化体制改革的经济成本与政治风险CSSCI

基于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实地调查研究发现,顶层设计的文化体制改革,由于缺乏对改革经济成本和政治风险的分担机制,基层国有文艺院团转企改制工作在全国没能完全推进。顶层设计改革要形成中央和地方政府对改革的共识,在于建立中央对改革经济成本分担机制以分担改革的社会风险,并化解地方政府因改革带来的政治风险。     

文化体制改革的经济成本与政治风险

基于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实地调查研究发现,顶层设计的文化体制改革,由于缺乏对改革经济成本和政治风险的分担机制,基层国有文艺院团转企改制工作在全国没能完全推进。顶层设计改革要形成中央和地方政府对改革的共识,在于建立中央对改革经济成本分担机制以分担改革的社会风险,并化解地方政府因改革带来的政治风险。     

中国共产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干部制度改革:顶层设计的成功案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以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为突破口,推行干部"四化"政策,开启我国干部制度改革的历程。干部制度改革既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顶层设计的迫切需要,同时也体现出顶层设计中目标设定、实施路径及风险控制等基本要素,是改革开放初期顶层设计的一个成功案例。通过干部制度改革,党中央高层成功释放出我国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的信号,极大地凝聚了共识,增强了全社会的信心;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顶层设计输送了大量宝贵人才,成功解决了新老交接的制度性难题;并妥善处理好了"改革"和"稳定"的关系,进而有力促进了改革开放顶层设计在此后三十多年的不断深化。     

“顶层设计”不是“领导决定”

<正>正在推进的新一轮改革,是涉及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改革。一个从上到下已经形成的基本认知是:由于改革遭遇到"深水区",进入了"攻坚期",许多体制性改革光靠"摸着石头"肯定难以完成"过河",一些阻力障碍只有通过顶层设计才能实现最终突破。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顶层设计需要依靠集体智慧,而不是简单依赖领导决定。不可否认的是,新一轮改革的难度确实很大,既因为在此前的改革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些利益格     

中国改革该向何处去

<正>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闭幕。虽然决定是否改、如何改本来是政府的事情,但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一个健康社会,民间理应对未来的改革走向发表自己的主见,而不能坐等中央的"顶层设计"。事实上,在经过三十年改革之后,中国民间社会已经就改革的基本方向达成初步共识。中国改革应向何处去?答案取决于当今改革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当前,中国亟需在经济、政治与法治三个向度上推进改革,而民间改革共识则分别体现为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与执政权力的法治化。     

“顶层设计”之辩

顶层设计是在《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提出的,一经提出便受到媒体和专家的热捧,舆论几乎"谈改革必言顶层设计"。但是,社会对于顶层设计在执行层面有何进展,并没有一个清晰认识。顶层设计讨论的泛化,让一个本来严肃的话题,变得浮躁起来。那么,究竟谁来负责顶层设计,做好顶层设计需要处理哪些问题,在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应该如何落实好顶层设计?     

有了“顶层设计”,改革难题就能迎刃而解?

自从中央提出改革的"顶层设计"概念后,有关顶层设计的问题,在各个层面上被广泛使用。但是究竟什么是顶层设计,中国改革遇到的问题是因为以往忽视了顶层设计还是其他什么,当改革面临困难,正处在胶着期时,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理解和认识顶层设计,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必须冷静思考和认真对待的。"顶层设计"原本是一个系统工程学的概念     

从方法论视角看铁路企业改革发展

正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     

对“新爱国主义”本质的思考

"新爱国主义"反映的是一种新的社会存在和社会现象,是一种新的社会意识,是中国人民在进入新世纪后形成的一种时代共识。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繁荣富强和不     

社会管理创新的自治之维

<正>社会管理创新的自治之维显示的是改革顶层设计中的"结构——功能"的科学思维,适应改革新时期政治社会结构调整与关系重构的需要,不可不省察之。当前,"社会管理创新"成为政界、学界热议的重大主题。这一主题归属于中     

2014北京市城市建设与民生工作之教育均衡篇

<正>2014年,北京市深入贯彻落实教育中长期规划纲要,着眼于人民群众对"上好学"的热切期盼,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推动建立现代化教育治理体系,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整体战略加强顶层设计,坚持整体统筹,针对人民群众关注的"择校热"、"减负难"等热点难点问题,以基础教育综合改革为重点,以考试招生改革为突破口,坚持"...     

改革顶层设计如何接地气——与胡鞍钢、郭建宁、陶文昭三位教授的采访交流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在过去的改革过程中早有类似的顶层设计。将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法有机结合起来,这反映了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突出特点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郭建宁走这条新路,要坚持从解决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入手的"务实"原则,使操作更具体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陶文昭当前,中国改革要走出一条新路,就既不能照搬现成的教条,也不能照套现成的模板,只能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探寻答案     

改革“顶层设计”该如何进行

竹立家在《人民论坛》2011年第2期上撰文《改革需要什么样的“顶层设计”》认为，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是一个重要的战略任务与全新的紧迫课题，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现的要求。在中国发展的现有境况下，改革顶层设计的关键环节首先是制度层面的平衡。     

改革,"两会"主旋律

正改革是今年浙江省"两会"的主旋律,不管是会前的舆论热议,还是会场上的发言讨论,多围绕此展开。改革,概括出决策机构与民众话题的共同关注点。改革需要思想观念大解放,讨论越充分、争论越激烈,越有助于达成共识。短短的"两会",不可能解决浙江经济社会面临的所有难题,但对一年的改革发展任务书、路线图形成了共识、凝聚了力量,让全省人民的共同意志变成现实,是代表、委员的期盼。     

国企改革顶层设计方案：竞争性国企不要求绝对控股

近期成立的国企改革调研组和国资委、财政部、发改委、人社部等进行了多次讨论研究,目前对于国有企业改革顶层设计方案已基本达成共识,最早将于2015年年初出台.有关权威人士认为,“瓜熟蒂落”.对于酝酿了1年多的国有企业顶层设计现状是最好的诠释.自十八届三中全会至今的1年多时间,国资委、财政部、发改委、人社部以及后来成立的国企改革调研组都进行了数十次的调研,对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总体方案、指导思想、原则以及实施办法已基本形成共识,其中包括对于国资分类、员工持股、混合所有制改革交叉持股比例等敏感问题.     

对社会管理创新和警务改革方向的思考

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方向是对政府权力的规范和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对政府权力规范的核心是厘清政府权力的边界,明晰"政府-社会-市场"三者之间的界限。近年我国各地公安机关所进行的警务改革尝试没有在实质上体现社会管理创新的精神,多是一种技术策略的改革,着眼点是警务效率,而没有以释放社会活力为目的,缺少对警察权力的规范和对公民权利保障的内容。警务改革应以对公安机关权力的规范和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为目标,警察权行使的最终目的是保障社会秩序与公民自由。为此,我国警务改革需要进行顶层设计并分阶段进行:近期改革应把顶层设计与末端治理结合起来。在顶层改革方面重点是围绕修订《人民警察法》,从上而下进一步规范、制约、保障警察权的运行。通过基层公安机关末端治理改革,从下而上着眼于改革和完善公安工作运行机制;远期改革重点是建立权力制衡的现代警察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