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学史》项目与未来中国地图学史研究：访马修•H.埃德尼教授

为了促进中国地图学史的研究以及促进中国地图学史研究的国际化，成一农研究员与《地图学史》项目的负责人马修•H.埃德尼教授进行了一次对话。首先，埃德尼教授对《地图学史》前3册的学术价值进行了评价，认为在当时的学术背景下，这套丛书通过强调古地图的研究应当注重地图绘制的文化、社会等背景，拓展了地图学史研究的领域。然后，成一农研究员简要介绍了中国地图学史近20年来的发展以及研究方向的转向。作为回应，埃德尼教授认为，中国地图学史需要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进行研究，同时强调，中国学者今后只有通过将地图学史的研究融入人文研究，融入其对人类意义的研究，且关注对更为宏观问题的思考，才能真正走向国际化。     

地图学史前沿论坛暨“《地图学史》翻译工程”国际研讨会综述

正2019年8月23日至2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云南大学主办,云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承办的地图学史前沿论坛暨"《地图学史》翻译工程"国际研讨会在云南大学召开。来自英国、美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家和地区的、在国际地图学史研究中颇具影响力的学者,以及国内相关领域的领军人物和中青年优秀研究人员50余人参加会议。中外学者围绕"地图与文化交流""地图、历史与文化""研究评述""地图学史"开展圆桌研讨会4场,分享报告30个,就世界地图学史研究的前沿问题进行讨论,对地图学史领域近年取得的成果进行介绍,并就我国学者对《地图学史》(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前三卷翻译工程的进展进行了汇报和探讨。     

中国古代地图学史中“制图六体”经典地位的塑造——史学研究中分析“历史认知”形成过程的重要性

虽然“制图六体”自古至今在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叙述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其并没有在中国古代地图绘制中被广泛应用。因此可以认为,其在叙述中重要地位的形成并不是基于其在地图绘制中的影响力,而是因为其提出者裴秀和《禹贡地域图序》。由此可以进一步推论,在历史形成过程中,主观的甚至错误的历史认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一个误导性命题——对十年来“转换”讨论的冷思考

“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从提出到现在十年的时间里,始终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一命题本身就是一个很具误导性的命题。一方面,它把“现当代文论的失语”偷换成了“古代文论在现当代的失语”;另一方面,则把“中国当代文论的重建”偷换成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从而才引起了许多不必要的纷争和混乱,并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的误导性后果,概而言之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误导我们错把中国古代文论看成新的当代文论的本根;二是使学者们几乎都把研究的重心定位在古代文论及其现代转换上,反而忽视了“重建中国当代文论”的真正目的。     

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类型

我国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舆论宣扬“奉献精神”,批评“见利忘义”的错误思想是有其深远的历史文化渊源的。我们在研究文化现象时,有必要回顾古代学者的价值观类型问题,以及它对文化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虽然,价值论的名词是近代才有的,但有关价值的思想学说,则不论中国和西方都古已有之。中国古代学者谈论价值观的问题,叫做“义利之辩”。所谓“义”、“利”关系有两方面     

“中国疆域沿革史”历史书写发展脉络研究

任何历史书写都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需求的反映，“中国疆域沿革史”的历史书写也是如此。受到“天下观”和“疆域观”的影响，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现代意义的“疆域沿革史”。民国时期，基于中国传统的“政区沿革”的研究，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以王朝疆域为描述对象的“中国疆域沿革史”的历史书写，其目的在于唤起民族自豪感以及救亡图存。1949年之后，曾存在多种“中国疆域沿革史”的历史书写，差异在于涉及的“历史上中国疆域”的范围。最终谭其骧提出的方案占据了主导，因为其满足了对内强化民族团结、激发爱国主义精神，对外抵制各种对我国领土无理要求的时代需求。     

论新时期中国古代历史题材小说的真实性

新时期的古代历史题材小说完美地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融合起来，达到了历史的本质真实和艺术形象真实的内在统一，焕发出“真实”的光芒。首先，新时期古代历史题材小说以重大的历史真实事件来结构小说；其次，新时期古代历史题材小说塑造了一批真实的历史人物；最后，新时期古代历史题材小说在文本中营造了真实、浓厚的历史氛围。     

世界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南亚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的人才培养

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共存的背景下，推进区域国别学学科发展和南亚东南亚研究人才培养中要注重语言、历史、理论和方法四个维度的整体推进。语言能力是基础，研究者需熟练掌握对象国的语言学能力、社会语言能力、话语能力和策略能力；历史意识是核心要素，研究者需了解南亚东南亚历史进程所塑造的文化多样性及其对当代现实问题的影响；理论思维是学科基石，引导区域国别研究人员从“通才”到“专才”的转变；研究方法是通往结果的路径和工具，区域国别学者应掌握传统的定性、定量等不同取向和大数据挖掘与智能数据分析等多种不同的研究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环境法哲学初探》评介

《马克思恩格斯环境法哲学初探》一书首次提出建立一门“马克思主义环境法哲学”的初步设想,全面系统地整理了马恩经典著作的环境法律哲学思想,从方法论的视角提出了认识和破解环境法学“哥德巴赫猜想”——“法律能否调整人与自然关系”命题——的新思路。但是,方法论本身也是需要加以反思的;欲真正解答“法律能否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命题,还必须明确恰当的认识论立场。     

学界关于“中国模式”的认知与思考

近年来关于“中国模式”问题的研究在国际范围内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国内外学者纷纷发表他们的真知灼见，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讨论：一是关于“中国模式”存在与否的争论；二是关于“中国模式”实质和内涵的研究：三是关于“中国模式”基本特征的研究：四是关于“中国模式”世界影响的研究。学界对“中国模式”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多突出总结成就，存在问题关照不足：注重学理的梳理，实证研究不足；强化研究范式．跨越时空的对话不足。我们要更加主动的与国外学者展开对话交流，拓宽理论研究视野。掌握这一研究领域的话语权。     

中国古代权力与法律

张晋藩教授在为该书撰写的《序》中说：“林乾的《中国古代权力与法律》一书，是系统全面阐述中国历史上专制权力与法律关系的第一部专著。该书从‘法与天下共’对君主擅法的限制，以及法司的职守对君主守法的约束等方面，研究了君主权力的法律制约机制问题；同时也从历史的时间序列上研究了尊君抑臣之法的生成及其演变。作者认为，唐代是中国古代权法关系处理得最好的时期，     

走向新世纪:中国青年的生存与发展

近两年，“跨世纪”几乎成为出现与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怎样认识“跨世纪”，怎样认识与评价当代中国青年，以及青年所面临的新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在千禧年成为不少青年研究的专家、学者，以及青年工作者和报刊媒体关注的焦点。 　　历史性的“跨世纪”与大有希望的青年人 　　有关“跨世纪”含义的认识与理解会有多种角度。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苏颂兴认为，对于“跨世纪”，从时间上理解，是指旧百年的过去，新百年的来临；而真正理解“跨世纪”，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去认识。从国内外大环境看，当代中国青年的生存与发展起码正面临三…     

马克思对自由根本问题解答的三部曲

自由主体的排他性问题是自由的根本问题。历史上，自由主义对此问题并没有能给出彻底的解答。马克思继承自卢梭到黑格尔对自由主义批判的传统，试图彻底解决自由的根本问题。他先对自由主义的原子个人主义进行批判，以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进而使自由从“物化”嬗变为“人化”，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通过这三个步骤，从终极意义上解决自由主体的排他性问题。     

全面把握和准确理解马克思论中国社会

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代转化，经历了一个漫长、艰难的历史过程。如果取明万历说，到晚清，约３３０余年。研究这段历史，以及赋予这段历史以深刻的“中国”印记的中国古代社会之特质，长期以来成为探讨中国近代化，以及中国现代化过程的重要历史依据。最近几年，马克思主义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再次成为我国学术界的持续热点，且众说众理，莫衷一是。例如：中国古代社会是否亚细亚社会？有的肯定，有的则否定。笔者认为，全面把握和准确理解马克思论中国社会，是探讨这一问题的关键。马克思关注中国社会缘起于鸦片战争。马克思认为，鸦片战争以…     

叶适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认识及其启示

叶适的史学思想有丰富的合理内容，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其中他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的认识，笔者感到很有启示。 叶适以“时”或“势”来解释历史。他对中国古代社会制度问题，总体上作了这样的概括：“夫以封建为天下者，唐、虞、三代也；以郡县为天下者，秦、汉、魏晋、隋、唐也。法度立于其间，所以维持上下之势也。唐、虞、三代必能不害其为封建而后王道行，秦、汉、魏晋、隋、唐必能不害其为郡县而后伯政举。”（《法度总论一》，《水心文集》卷一）冯契先生对叶适的这一思想作过这样的阐述：“叶适同柳宗元一样，把历史上制度的兴…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评《中国古代土地国有制史》

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评《中国古代土地国有制史》孙洪升自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围绕着封建土地制度展开了热烈的争鸣。１９５４年，著名史学家侯外庐先生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刊布了他的论文《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首次提出了我国古代土...     

论江泽民"七一"讲话对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创新及其意义

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把对社会主义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第一次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起来，创新了社会主义目标、任务和动力理论；明确提出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与经济文化发展互为前提和基础的逐步提高的历史过程，消解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上两个极端的错误倾向；科学揭示了“三个代表”的深刻内涵，为推进我国人的全面发展指明了方向。     

融通“自在”与“自觉”：“中华民族历史整体发展论”新解——方国瑜《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之二

1995年初，木芹教授提出“中华民族历史整体发展论”，将方国瑜“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理论推进到中华民族史研究。其核心论点，中国历史上始终保持着整体性的社会结构，即中华文明的整体发展；汉族的形成，是中国历史发展成为整体结构的重要因素；秦汉以来中国形成比较稳定的多民族国家，以汉族为主干，汉族与其他各族联系成为一个整体。这种以汉族为主干的与全国各地各族的联系，由点而线而面。这一个联系的面，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领域，也就是中华民族史的范围；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上既矛盾又统一的交往交流交融历程，也就是中华民族历史整体发展的过程；中华民族历史在整体发展，但不排除各少数民族个性的存在和发展。加强中华民族历史整体发展论的研究，既有利于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为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坚实的历史与理论基础；又能够融通“自在”与“自觉”，避免了将中华民族人为区分为“自在”和“自觉”两个发展阶段的割裂式认识，最终从理论与史实两个维度真正摆脱西方民族国家理论暨民族主义范式对中华民族史研究的影响。     

中国神话的存在状态——德克·卜德中国神话研究述评

德克.卜德用“历史化”和“零星碎片”两个概念描述中国神话的存在状态,纠正了某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神话的偏见。卜德认为,中国神话的历史化,主要是神话和神祗向表面上看起来是真实的历史和人的转化。关于造成中国神话零星碎片化存在状态的原因,卜德主要从社会意识形态和中国古代语言的特性两个方面寻求解释。     

证据能力及其判断标准

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有着不同的证据理论，其原因在于是否存在“审前证据筛选程序”。我国学者因受不同证据理论的影响，对证据能力内涵的理解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即证据能力是指“能否进入庭审”还是“能否作为法官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同时，对证据能力内涵的研究与证据本质之间的研究具有不可分割性。唯有确定的证据概念，证据能力问题才能获得圆满的解决；而证据能力的研究如果离开了与证据本质的衔接，也难以真正系统地解决该问题。因此，应当坚持证据概念及其属性与证据能力确定上的一致性，证据的属性也就成为判断证据能力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