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犯”先防制度论

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已“言”之有多了!而在“行”上如何落到实处呢？借鉴我国中医“治未病”的道理而“治未犯”，即未犯先防，刑后防犯。建立从经济到文化、社会、环保等各大领域，自源头开始-流程环节-终端为止事项的”溯源防范”制度，依法实行“未犯”先防的监控，自会收到良好的制度防范效果。     

论跨境犯罪案件的协议管辖

跨越我国大陆与香港、澳门、台湾边境的犯罪 ,在具体案件的管辖权上时有争议 ,应借鉴民事法律协议管辖制度。协议管辖应考虑有利于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 ,有利于“一国两制”和特别行政区繁荣稳定 ,有利于调查取证的证人出庭作证 ,有利于缉捕和控制犯罪嫌疑人。建立跨境犯罪案件协议管辖制度应逐步完善法律规范和健全协调机制。     

论和谐社会中预防和惩治腐败制度的构建

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中,我们要“提高制度建设的质量和水平”,需“充分发挥制度的保证作用”。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征程中,怎样才能构建预防和惩治腐败的良好制度?首先,要坚持制度的民主性,即建构制度的主体具有广泛性;制度内容具有人民性;过程和程序具有民主性;制度评论自由化。其次,要坚持制度的科学性,即制度构建应法治化,系统化、制度构建应“瞻前顾后”。第三,制度建设应强调程序,即建立公正效率的制度运行程序和刚性的反腐程序;程序公开。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制度建设,将伴随建设和谐社会的整个征程。     

论刑事和解与社区矫正

刑事和解制度是我国借鉴西方国家“恢复性司法”的新方案而进行的司法改革措施。刑事和解主要适用于未成年犯、过失犯、初犯、偶犯等轻微刑事案件,其目的是使被害者获得赔偿,侵害者获得宽恕,有利于犯罪人顺利回归社会,对于减少和预防犯罪大有裨益,体现了人类社会治理犯罪的理念的更新与进步。然而在我国刑事和解却缺少配套措施,以致在实施上缺乏可操作性。就刑事和解与社区矫正的关系来看,一方面社区矫正是刑事和解的必要配套机制,另一方面,刑事和解也有利于改善社区矫正的效果。刑事和解与社区矫正可谓互为条件,相互促进,因此在立法设计、实施程序与机构设置等制度构建上也应相互协调,使有限的司法资源得到充分有效的运用。     

“交番”与“邻里警岗”──日本、新加坡的社区警务

近年来，面对日益严峻的社会犯罪问题，很多国家警方将目光投向社区警务运动。社区警务运动即以警方为主体，组织、发动社区公众。共同预防犯罪。目前开展社区警务运动，走预防犯罪的道路，走预防犯罪的道路，为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同和接受，成为近几年来世界警务发展的新潮流。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日本、新加坡根据本国国情，汲取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相继建立了“交番”及“邻里警岗”社区警务制度，在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两国的经济腾飞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的“交番”在日本语中“交番”（Koban）的本意是“设在交叉道口的警察岗…     

简论影响犯罪形成的"原因"与"源头"--从两个哲学上的范畴谈起

用静态的方法研究相对“静态型”的犯罪 ,用动态的方法研究相对“动态型”的犯罪 ,二者均不可或缺。随着社会动态型犯罪的不断增多 ,有必要加强用动态方法研究动态型犯罪的力度。而这其中 ,揭示犯罪成因 ,寻找犯罪源头 ,对占领预防犯罪的“先机”、“制高点” ,至关重要。     

论犯罪规律

犯罪规律是犯罪本身及各类犯罪之间、犯罪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犯罪与反犯罪之间的本质关系。可分为犯罪自身发生和发展的规律（“刑事犯罪规律”）和指导预防犯罪的规律（“预防犯罪指导规律”）。笔者曾于上世纪90年代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归纳出了起伏律、消长律、辐射律、因果律四大刑事犯罪规律。预防犯罪指导规律则包括矛盾规律、人本规律、基础规律、综合规律和兼治规律。     

走向现代之路——近代中日两国文化转型比较

近代中日两国文化转型的外部背景都是借坚船利炮而来的西方文化,而内部背景即近代前期两国文化自身的发展状况却有所不同,这决定着两国面对文化转型时的心理准备,也预示着文化转型过程的难易,决定着现代化的进程。中日两国在近代文化转型时期对西方文化的器物、制度以及思想三个层面的理解和学习过程有各自的特色和局限。对我国当前的文化转型及现代化进程而言,上述史实给我们的启示是:一,“快餐式”文化转型与“慢炖式”文化转型相结合;二,制度设计与思想建设并重;三,加强同各类文化间的交流;四,走综合创新的文化转型之路。     

刑事诉讼审前分流程序的构建

刑事程序分流制度在世界各国已有不同程度的发展.而我国仍然固守着有罪必罚、严格追诉的单一的国家本位型的程序模式,未建立系统的审前分流制度,使刑事诉讼程序很难有效地预防犯罪、提高诉讼效率和保障人权.我国可以借鉴西方国家先进的立法经验,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设置侦查阶段的微罪处分制度和起诉阶段的多重起诉替代措施,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审前分流机制,使诉讼程序更加有效的打击犯罪、保障人权.     

试论对青年犯罪团伙的惩处

对青年犯罪团伙的研究,已成为各国犯罪学研究的一个中心内容。联合国第二次预防犯罪大会指出,建立团伙是当前青年犯罪的新特点。据我省一九八三年八月至同年十二月四个月间的核准死刑案件分析,属于团伙犯的占总人数的47.1％,居各种犯罪形式的首位。而青年犯罪团伙占团伙案件总数的92.1％。广州的杀害安珂烈士案件、深圳的“蒙面大盗”抢劫等重大案件,都是青年团伙作案的。青年犯罪团伙比少年犯罪团伙犯罪更加狡猾、残忍,猖狂,具有更大的破坏性和危险性;但它又不同于那些由成年犯罪老手组成的犯罪团伙(即犯罪集团),它一     

现代性“断裂”问题下的“精神”审视

"现代性"虽是一个认识和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概念,但也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本文通过对现代性"传统与现代"、"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主体与客体"、"理想与现实"四个方面"断裂问题"的思考,从该"二重性"中归纳出现代性的"同一性"即时代精神、理性精神、主体精神、发展精神,并尝试性地揭示现代性该四个主题精神的最初意涵及其在现代社会下发生的"演变",从而关注现代性的"同一性"与加深对现代性"二重性"的理解和认识,给予现代性本质的一种澄明。     

"多元统一"模式与"和谐共存"研究

以二元论、二元对立思维定式为基础的研究视角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甚至会遮蔽和阻碍理解“和谐共存”等文化事象。有别于“二元对立”的“多元统一”思维结构和观念模式不仅是一些民族解释世界、处理内部关系的核心结构,而且是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及“和谐共存”的根源。     

台湾“宪政”变迁中的“国安会”与“总统”权力

“国安会”(及所属“国安局”)在台湾的政治体系里有着特殊的角色与功能。两蒋时期 ,“国安会”是“动员戡乱体制”的产物 ,而“国安局”的特务情治系统是其专制统治中的重要一环。在台湾政治转型时期 ,李登辉操控“修宪” ,保留并将其纳入“宪政体制”中去 ,首次“政党轮替”后 ,陈水扁有将“国安会”扩张为“政务会议”的意图。而由李登辉至陈水扁 ,都在建构“总统制”的“总统”权力 ,对“国安会”及“国安局”的操作是其中的一方面 ,但是由于“宪政体制”的不明晰和政局今后可能的变化 ,至今这仍不能称为是稳定的     

从“层级构造模型”到“板块构造模型”——基于学生素质教育和培养的高校新课程体系问题研究

从21世纪社会发展对人才素质的要求看,实施素质教育、改革高校课程体系具有必然性。我国高等教育原有的“层级构造模型”课程体系形成于20世纪中期,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虽然经历了80年代开始的一系列“素质教育”取向的课程改革,但仍没有突破原有的框架。要使我国高等教育真正从专业教育模式转变到素质教育轨道上来,就必须重新改造高校课程体系,构建全新的“板块构造模型”课程体系。     

实施"人文奥运"应努力实现三个有机融合——九三学社北京市委主委田麦久如是说

田麦久1940年出生于山东青岛市.1964年毕业于北京体育学院研究生部,1982年获德国科隆体育学院体育科学博士学位,是新中国的第一位体育博士.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北京市委主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运动训练学会主任委员、北京体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并受聘于清华大学等21所大学任客座教授.     

核武器的“善”“恶”之辨

目前,国内外存在一种从道义上否定核武器的观点。不少学者认为核武器违背战争与伦理本质,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因此是绝对的恶。这种观点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实践上是有害的。核武器的善恶是人们对研制、使用核武器目的、效果的道德判断,当它被用于善的目的并取得善的效果时,它就是善的。我国研制、发展核武器是善,因为它体现了我国的伦理精神。     

论国学之“源”与“流”

国学,就其"源"而言,我们可以说,先秦诸子之学,是"国学"演变发展的活水源头;与此相对应,先秦以降,儒、道、佛等学派思想的演进,催生出一系列前后相继的学术思潮,如汉初黄老思潮、两汉尊儒思潮、东汉反神学思潮、汉魏道教思潮、魏晋玄学思潮、隋唐佛学思潮、宋明理学思潮,以及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等等。这八大思潮,前后相继,奔腾向前,组合成"国学"发展演变的汹涌潮流,构成了"国学"发展的宏伟画面。     

侠客:从“草莽英雄”到“革命英雄”——政治语境下的武侠文化流变

“侠客”形象,作为武侠小说的核心因素,被传奇性革命历史长篇小说所继承,并对其进行改造和利用,使之服务于政治,成为革命意识形态的艺术言说方式,传奇性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与曾在新中国被根绝了的武侠小说之间,有着割不断的内在联系。     

从"女权主义"发展看"文化霸权"

"女权主义"发展是各种文化碰撞和融合的结果,也是不断进行自我反思的结果.与此相似的是,第三世界国家文化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受到外来文化的碰撞和冲击.本文旨在从对"女权主义"的反思中汲取可借鉴之处,以期为摆脱西方"文化霸权"提供可选择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