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苏词流弊 深化柳词——小议宋初词之集大成者周邦彦

北宋中期较有影响的是豪放派词的开拓者苏轼,而把慢词创作引向通俗、市民化道路的则当是柳永。自此,婉约词风雄踞北宋词坛,苏轼对词的革新竟未能起到很大的反响。但是,他把词的创作由俗的领域向文人士大夫的方向转化,这个贡献在词的发展中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北宋后期词似乎有些传承性地努力摆脱柳永的“俗”向“雅”的方向回归。在这     

周邦彦词与柳俗、苏雅

北宋词坛，柳俗、苏雅各自构体开派，但又未免偏于一端。周邦彦继之而来，取柳、苏之所长的同时救偏补弊，将词体引入更趋于成熟化、典雅化的发展轨迹。固然，周邦彦艺术上的开阔气度不如柳永，内容上的拓新境界逊于苏轼，但其词在表现形式上穷极工巧，既讲究言情之含蕴清丽、辞句之精工圆润，又着力于篇章之缜密变化、声律之谨严和婉，这是柳、苏词未能所及的。周邦彦词折中于柳俗、苏雅之间，另开浑雅典丽一派，亦雅亦俗而又去俗从雅，达到了雅俗共赏的至高审关境界。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称“清真，集大成者也”，客观地看，周邦彦词技巧功力之博大精深．实为北宋词集雅俗之大威者。     

北宋士人对柳永词评价的重新审视

柳永之词在北宋士大夫中,是一个大家观注、批评的“热点”,北宋士人们对柳永词之关注是同时代其他词人之词所难以相比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北宋士人们对柳永词的评论,好像多为“从俗”、“词语尘下”等等之类,批评也好像表现得甚为强烈。而我在这想说明的一点是:批评其实     

论稼轩词的风格特色

“靖康之耻”,使文学家们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动,创作上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爱国词人辛弃疾和爱国诗人陆游的同时出现,标志着诗词方面的最高成就,对诗词风格发生了重大影响。诗词创作又一次出现了“中兴”现象,所谓“中兴四大诗人”、“中兴词派”就是由此而来。在南宋词坛,被称为“大声镗鎝,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其秾丽绵密处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的辛弃疾,是一位能文能武、有个性、有雄心、有韬略、有才气的人才。这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曾活     

冲破前人樊篱 铸就词史丰碑——柳永俗词的新视角

柳永在词学史上的功过是非前人多有论述,笔者意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对柳词的俚俗语言作深入解读,同时对柳永创作角度转换的因由进行探究,以期丰富读者对柳永其人其词的认识。     

“且去填词”的下半句

有人向宋仁宗推荐柳永,宋仁宗“材料”都没看,提笔就作了“重要批示”:“且去填词。”北宋柳永与宋仁宗之间曾有一段著名得近乎泛滥的公案,柳永学了点“文武艺术”,想卖与宋仁宗,宋仁宗有点看不上,柳永便又急又恨,心怀不满,骂宋仁宗“好不识货”,“口是     

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词《雨霖铃》赏析

柳永(约987—约1053年),原名三变,字耆卿,又字景庄,崇安(今属福建)人。因排行第七,故又称柳七。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世称柳屯田。柳永是我国词曲史上长调(慢词)的倡导者、开拓者,他转变词风,用俚语入词,使词从上层社会回到市井里巷中,对词的形式的发展和词的艺术表现手法都作出了贡献。遗作有《乐章集》,集中除少数当时流行的小令外,绝大多数是长调,而且有不少是他创制的。他写的《雨霖铃》就是柳词艺术风格的一首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全词云:     

仁宗朝词坛新变及成因探析

仁宗朝词坛是宋词发展的第一个成熟繁盛期。仁宗朝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导致了仁宗朝词坛的兴盛和新变的产生。“无南北之异”的取士政策促进了仁宗朝词的兴盛；分别以晏殊和欧阳修为中心进行的词学活动．促进了仁宗朝词坛疏隽与婉雅两种词风的产生：词之功能发展至仁宗朝有了极大的扩展。晏殊、欧阳修、张先、柳永等大词人产生于仁宗朝，并不是偶然现象。对仁宗朝词坛新变的探析，对更好地把握词史流变、进行词家的个体研究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武夷山的慨叹

一柳永是北宋词坛高手，武夷山是他的出生地。到武夷山不去见见柳永，肯定会留下遗憾。热情的东道主似乎把这里的山山水水都照顾到了，却没有安排去看看“柳永”。于是，在拜谒“朱熹”的路上，我和同行的唐瑜先生便匆匆拐了一个弯，来到了“柳永纪念馆”。这是一尊大理石雕像：风尘仆仆的柳永刚刚步出家门。柳永要去哪里？他一生颠沛流离，居无定所，不是曾自谓“流浪词人”吗？难道那尘世的风风雨雨并未使他疲惫，依然眷恋着家外的万千风景吗？二武夷山碧水丹山，人杰地灵，曾孕育生成了许多动人的传说和故事。历代达官来这里印下过足迹，…     

柳三变的“三变”——论柳永词对词坛的贡献

柳永是宋词发展史上一位标识性人物.他大量创制慢词,改变了以小令为绝对主体的传统体式;他开创俚俗词派,改变了以"雅"为绝对主体的传统风格;他创作主体介入,改变了以人物类型表现为绝对主体的传统方式.柳永在北宋词坛这个"极其变"[1]的时代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世相谈屑

“红二代”这个词“红二代”一词，不知何人所创，近年颇流行，市井及菜鸟记者喜用之。查其语义源流，初为元勋后代之谓，后扩至一般老高干（新高干不在内）之后代。然细审之，此词实不通不妥，乃殊不科学之用语，故官方文献绝不采用。“红”指何人，父辈乎，二代乎？传代乎？“红”乃革命、革命者、革命传统之谓，然高干二代必红乎？而工农子弟不红乎？非工农子弟不红乎？若认可工农子弟、各阶层子弟亦红，何不也称为“红二代”？然绝不可以。若皆称之，则此词亡矣。     

跟晏婴学与领导相处的艺术

晏平仲,名婴,是齐国莱地夷维人。他辅佐了齐灵公、庄公、景公三代董事长（国君）,在齐国受到人们的尊重。在和“领导”相处方面,晏婴有着自己的一套主张。善于向领导推销自己齐景公即位之初,对晏婴并未重用,只是让他去治理东阿（山东阿城镇）。晏婴一去就是三年,这期间齐景公陆续听到了许多关于晏婴的坏话,因此很不高兴,便把晏婴召来责问,并要罢他的官。晏婴谢罪说：“臣已经知道自己的过错了,请再给臣一次机会,让我重新治理东阿,三年后臣保证让您听到赞誉的话。”     

中国学者论民俗之“俗”

当威廉·汤姆斯于1846年提出“Folklore”(民俗)这一术语的时候,他用以指“民众的知识”。这是一个语义有很大伸缩性的词。如果它被理解成文化积累,其范围可以宽广到对人文现象无所不包。同时,由于他当初只提到了它的范围的一部分,即神话、迷信、风俗、歌谣等,所以它的范围又可以被理解得很狭窄。这就把争论留给了后世的民俗学家们。什么是民俗之“俗”?这是民俗学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之一,历来的民俗学家自然都要做出自己折回答。例如,英国人类学派的民俗学家把“俗”限定为精神文化现象内的古代遗留物,而欧洲大陆的民俗学家把农民精神的物化形态(工具制作、建筑等)也纳入“俗”。当代欧美民俗学家或把“俗”界定为民间文化,或认为“俗”仅限于民间文学,并就此展开过热烈的争论。     

论刘辰翁“特以意高下”的词学观

刘辰翁作为南宋词坛的一位重要词人，不仅有大量词作传世，还有迥然不同于传统词人的词学观。他对李清照“词‘别是一家’”的著名词论予以反拔，高度赞扬辛弃疾“牵雅颂，人郑卫”的创作范型；主张词应具有与诗文一样的地位和功能，词的创作应不拘一格，以意之高下为先。这种独到见解对改变传统词论、提高词品具有深远影响。     

论道学上清派与温庭筠词境之形成

作为“花间鼻祖”，温庭筠首开词为艳科的香软词风之先河，但同时，温词也呈现出委婉含蓄与清新疏朗之美。温庭筠词风的形成，除了与晚唐社会环境、个人生活经历以及文化传承等有关外，道学上清派对温庭筠词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它独特的成仙思想、修炼方式以及以女性为祖师的神仙崇拜等促成了温庭筠词“静境”、“心境”和“艳境”之形成。     

宋词传播系统中的“不和谐音”:豪放词

词以“婉约”为主流是由词的传播性质决定的,从传播学角度而言,“婉约”、“柔媚”是词创作和理论界对词体性的基本认识,也即在词的发展历程中形成的对词这种文体特性的“一致概念”。而北宋苏轼以他的“不合理行为”给已经相对稳定的词之示现媒介传播系统带来了“不和谐”因素,或称“不调和”因素。苏轼以及后继之辛弃疾等人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引起了词的接受者的三种不同态度其一是接受者完全认同并赞赏苏轼的创举,主张不应拘于“婉约”一统天下的局面;其二是坚持长期以来凝定的词之“婉约”本色,反对苏轼的革新;其三是存保留意见,或接受苏、辛词作中偏婉约的部分,却刻意忽略粗豪的那部分,其实质仍是以“婉约”作为词的基本美学要求。尽管经过几代豪放词人的努力,“豪放”终于在“婉约”主流之外别立一宗,显露出独特的美学风貌,但豪放词派的创作和理论引起接受者态度的改变是渐进的,而且始终处于矛盾、徘徊的状态。由于豪放词不能适应词的根本传播性质,因此豪放词始终没有从根本上撼动词坛“婉约”的主旋律,就好象交响乐中的“不和谐音”一样,始终只能作为主旋律的对立面出现。     

公序良俗原则确立与《民法典》的人文升华

《民法典》确立公序良俗原则,意味着既确认“习惯”“公序良俗”为民事法源,又确认“公序良俗”为习惯法源的是非标准,这一进步的历史意义在于承认民间社会生活自发生成的规矩秩序为民事补充法源,承认人民大众有集体无意识参与民事法源创制的权利。这既是从苏维埃法制理念向当代世界法治理念的升华,也是回归中华人文价值暨世界共同价值的升华。这一进步意义可以从公序良俗作为习惯法源之“宪法”、确立公序良俗原则的政治变革意义、当前民事立法司法的公序良俗省察、通过风俗习惯认识和把握公序良俗等角度入手作分析解说。     

苏轼以唐诗入词的动因研究

对宋人引用唐诗入词之现象学界评价不一．然不同作家之不同状况并不能一言以蔽之。本文通过对苏轼以唐诗入词的动因之分析．认为苏轼通过移诗入词借鉴和模仿了唐诗的创作技巧和风格；通过集句成词，在展现个人才学的同时也帮助词进一步向诗歌靠拢，逐渐雅化；而化用唐人诗意，推陈出新。让词作有了更醇厚的味道。此外的粜栝成词以合乐可歌为创作目的．也正说明了苏轼对词体音乐特性的尊从。多种形式的以唐诗入词是苏轼提高词品的手段，而词体也正是在苏轼手中真正开始由俗转雅了。     

布依族的服饰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布依族服饰千百年来逐渐演变。秦汉以前“夜郎国……其民皆椎髻、耕田”。《史记·西南夷列传》还将这种现夷“椎髻”之俗与西夷“编发、随畜迁徙” 之俗区别开来。《论衡·率性》也说:南越国王赵佗“习越人之俗,椎髻箕居,好之若性”。(晋)《三国志》也说:     

“官”贵扶正

为官之要是什么?但见官家对上对下对左右应诺、承诺、许诺时,常用耳熟能详的八个字表达铮铮豪情:“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大概就是他们心目中的为官之要了。 这些“官”们是否践诺,究竟为一方造福多少,鉴于本文并非跟踪调查,可以避而不答。但是,一个人为官后能有这分心愿、认识与决心,就够“意思”的了,至少说明他们羞当庸官俗吏,耻为偷禄之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