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格式条款的司法认定——基于两起合同纠纷案例的分析

对格式条款的认定,既应依据形式要件,也要依据实质要件。格式条款不仅会出现在消费合同中,还可能出现在经营者之间签订的合同中。对格式条款的司法认定,要在把握立法者用意的基础上,全面分析格式条款的适用条件,严格依据法律规定和契约正义原则谨慎判定格式条款效力。     

论免责条款效力的认定

免责务款作为合同中的重要务款，在实践运用中非常广泛，尤其是在格式合同中。由于免责条款本身的性质特点，国家法律必须对它的制定和就用进行一定的法律干预，以维护合同契约的基本原则和交易的社会秩序。但从《合同法》本身条文来看，其对免责条款的相关问题规定并不多，还很不完善。免责条款效力的认定，应借鉴域外有关免责条款的规定，从免责条款生效的形式要件、实质要件及对免责条款效力的解释等三方面来进行分析。     

合同解除与违约责任——从概念逻辑到司法逻辑

合同解除与违约责任的关系问题，历来争论不断。而实际上，该问题可以区分为合同解除与违约责任的概念逻辑和司法逻辑两个视角。概念逻辑关注合同解除之功能与效力范围是否与违约责任的某些形式相同；司法逻辑关注在一个案件当中，合同解除与违约责任能否同时得到主张。通过对现存争议的分析，以及对合同解除与违约责任制度之价值追求的严格遵循，我们有理由认为，合同解除与违约责任在合同法律体系当中各自独立，其在概念逻辑上是全异关系，而在司法逻辑上，合同解除与作为违约责任形式的损害赔偿可以有限并存。     

合同相对性规则及其例外制度

合同 债的相对性要求合同只对其当事人双方有约束力 ,当事人在合同中为第三人设定的权利或义务对第三人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力。合同 债的相对性例外制度应基于合同对第三人产生竞争力的原因力在于合同本身的既有约定而为法律所肯认 ,而并非法律的直接规定。第三人侵害债权、代理、附保护第三人的契约、代位权与撤销权不应当归结于合同 债的相对性例外制度中。     

快递服务合同保价条款效力认定及损失计算

现行法律对快递服务合同保价条款的效力未作认定、快递服务合同损害赔偿的具体计量也未作出明确规定,导致快递服务合同纠纷数量不断增加。快递服务合同保价条款的效力不能一味地将其认定为有效或者无效,应当结合具体的法律规定和个案的特殊情况来分析判断。快递服务合同损失的计算以过错与否为标准,分别从保价与未保价的情况下分析,在保价情况下以足额赔偿为基础,发挥保价条款的设立的作用。在未保价情况下,根据快递服务公司的过错给予适当的赔偿。     

论我国多重买卖规则重构之路径选择

多重买卖是民法领域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其间既交织着物权变动效力和合同履行效力的冲突,又牵涉到对物权变动规则、债权平等原则和公共政策的认知。现行多重买卖规则的研讨和立法规制均存在路径选择的逻辑错误,重构该规则在路径选择上应以维护稳定、安全交易秩序和彰显诚实信用的契约伦理观念为逻辑起点,以尊重既定法律原则和注重规则设计的整体效果为逻辑归宿,以使重构后多重买卖规则在实务中真正起到定纷止争的作用。     

公司对外担保制度架构分析——以《公司法》第16条为考察重点

只有明晰了《公司法》涉及公司担保能力、内部审议程序条款之规范性质及规制对象,才可能为公司对外担保尤其是违反规定对外担保的合同效力判定奠定认定依据。《公司法》第16条第1款和第2款为效力性强制规范,第3款为取缔性强制规范。《公司法》第16条规制的对象为公司内部决议而非担保合同,二者为各自独立的法律行为。     

论合同附随义务的独立性及其抽象规范的具体化

合同附随义务是合同义务群中具有独立性的一类义务,合同附随义务的独立性源于其自身属性,这决定了合同法对于附随义务应当在规范体系中予以明确,但仅能以相对抽象的法律条文予以表述,这种表述方式严重限制了合同附随义务制度功能的发挥。抽象表述方式天然的局限性提出了实现从抽象向具体转化的制度诉求。合同附随义务内容的确定规则解决了附随义务因过于抽象而无法直接用于确定合同附随义务内容的难题,在合同附随义务纠纷的法律适用中具有关键性作用。按照合同附随义务内容具体化规则提供的路径,借助最高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的形式,合理选取合同类型、合同性质、合同目的、合同主给付义务的内容、交易习惯以及相应的社会政策等因素,最终明确当事人承担的具体附随义务,为义务人积极履行义务提供法律指引的同时,也为权利人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以及避免自身利益受损,同时为法院统一裁判结论、彰显司法权威、塑造司法公信力提供了法律保障。     

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之规范路径研究

《合同法》第50条为规范基础的规范路径只能解决公司法定代表人表见代表情形下的合同效力问题。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无权代表的法律后果构成法律漏洞,应类推适用《合同法》第48条无权代理制度进行漏洞填补。违反《公司法》第16条的担保合同并非当然无效,因违反《合同法》52条第2项而导致合同无效的,公司可基于共同侵权向相对人和法定代表人就其造成的损失主张连带损害赔偿责任。相对人非善意的情形包括明知和过失两种,此时担保合同对公司效力待定,相对人原则上不享有撤销权。公司拒绝追认的,相对人可主张由法定代表人替代履行或承担违约责任,相对人和法定代表人均有过错的,根据《民法总则》第17(3)条款的规定,他们应当根据双方的过错各自承担责任。     

法的一般规则与特殊规则冲突的逻辑思考

法律内部的一致性是法律适用的重要因素,但是,不同位阶法律或相同位阶法律之间的规范同样会存在着冲突,体现在一般规则与特殊规则之间。因而在具体事件发生时,会造成矛盾的发生。对法律一般规则与特殊规则冲突的思考,可以从逻辑的角度予以分析并提出合乎逻辑理性的解决方法。     

民法典视野下担保合同效力的制度变迁

从担保行为历史、担保合同效力立法、司法实践的角度考查,担保制度经历了从人格向契约、再由契约向政策的变迁,各阶段的效力规定均体现了特定的社会背景并具有时代适应性。民法典对保证及物权担保合同中主从合同的效力关系进行了统一规定,其法定主义立场重申了对担保秩序稳定性的价值追求,反映了立法者在面对日新月异的担保现实时追求公平的整体目标,而在回应诸多新型担保方式的现实层面,司法则必将承担更宏大的历史重任。     

论我国防治虐童行为法律体系的完善--基于法教义学的分析

虐童行为主要表现为躯体虐待、情感虐待、性虐待及忽视等形式,对儿童身心健康会造成潜移默化的损害,进而阻碍儿童身心的健康发展。《儿童权利公约》规定了儿童的生命权和发展权等基本权利,上述权利免受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是其应有之义。当前,我国已构建以宪法为统领、以未成年人保护法为核心的防治虐童行为法律体系,同时以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出台的司法解释文件、部门规章予以补充。在法治社会建设过程中,以法教义学的研究方法为切入点,结合相关案例对我国防治虐童行为法律体系进行全面梳理并进行体系化的分析,可以为我国防治虐童行为法律的进一步完善提供有益的思路。     

虚假“认罪认罚”之甄别--以经验法则的运用为视角

经验法则是审查核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是否真实的不可或缺的依据和方法。司法实务中,运用经验法则判定认罪认罚是否真实时,应当注意防范经验法则的盖然性、丰富性特征潜在的诱发错判的风险,并从认罪认罚的"三性"(即自愿性、真实性和合法性)契入,重点审查核实所引依据是否经验法则、所引经验法则是否与待定事项对应和是否存在例外情形,应高度重视程序合法情形下认罪认罚的真实性审查,避免发生"罪从供定"和忽视收集、审查供述之外的其他证据的情形。     

《人民警察法》规范性的实证分析

《人民警察法》的低适用率折射出法律本身规范性不足的问题。通过对《人民警察法》中124条法律规则的全样本分析表明:31.45%的法律规则的条件假定需要推定,34.7%的法律规则的行为模式需要通过解释方能适用,28.2%的法律规则未能设定任何法律后果。此外,警察法的过分离散化使得警察立法缺乏统一性。因此,《人民警察法》的修改应增加法律的确定性,并应吸收其他相关法,在立法技术上走向法典化。     

海峡两岸刑事司法互助中的证据问题

证据在诉讼中的有效性是海峡两岸刑事司法互助中难解的困局。两岸不同的证据制度和证据规则反映了对刑罚权程序正当性的不同认识,这种差异日益影响到两岸司法互助的效果。法律程序的"演示性"功能能够提升司法互助证据的公信力与证明力。海峡两岸应互信合作,借鉴与其他法域司法协助的成功经验,尽早细化《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的证据条款,使证据的取得与转换具有可视性和操作性,提升司法互助的成效。     

论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之构建

刑事司法实践中"一捕到底"、"久押不决"、"不当羁押"等现象时有发生,严重背离了羁押的初衷,侵害了被羁押人的合法权利。修改后的刑诉法在对现行羁押措施进行重新审视之余,确立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承继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刑事诉讼原则,填补了我国在羁押救济规则方面的立法空白,强化了检察机关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防止超期羁押和不当羁押的发生,也有力地保障了被羁押人的合法权益。但是,新刑诉法过于原则性的规定,制约了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实际操作,使其成为毫无强制力和生命力的"摆设"。因此,无论是从被羁押人权利保障的角度,还是从公安司法机关权力相互制约的角度,都需要对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进行严密的设计,以增强该机制的司法适用功效。     

传统司法文化对现代法治的冲击及反思——以司法改革为视角

我国传统的司法文化结合了儒家、法家、道家等各派的法律思想,在历史的传承中形成了自身的特点。某种程度上,我国现代法治进程也是对我国传统司法文化批判地继承的过程。我们应深刻认识到,传统司法文化中有着众多阻碍法治进程的内容,对传统司法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无疑是当前我国司法改革的题中之义。     

刑民交叉案件分案审理的标准

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判断刑民交叉案件是否“分案处理”的标准有二：一是“同一法律关系”，二是“同一法律事实”。从法理及实践看，单纯依据某个标准，并不能对刑民交叉是否“分案处理”得出一个统一结论。因此，应将二者结合起来，确立一个综合性判断标准：凡基于不同法律事实引起的刑、民法律关系，应当分案审理；凡基于同一法律事实引起的刑民法律关系，原则上应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合并审理。     

论恶意透支信用卡诈骗罪的本质特征——罪与非罪区别界限在于有无非法占有目的

从信用卡透支行为的法定形态说起,又从刑法第196条的文字含义、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犯罪构成理论诸方面,论证恶意透支行为,必须坚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定罪原则;再从非法占有目的的特征讲起,联系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错判案例,提出如何准确认定非法占有目的。     

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法律保护

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立法中存在争论的法律名称、立法目的、法律方法和司法救济等问题,不能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代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应当简化立法目的,创新法律方法,建立符合传统文化保护规律的特别制度,并在具体法律缺位的情况下,鼓励司法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