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航天发展与大国关系演进北大核心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世界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深化,航天大国为应对多元化的全球竞争而日益加大力度寻求太空实力。由于航天产业对国家经济和科技进步的拉动以及国家脆弱太空资产的保护需要,大国普遍选择利用航天商业化推动国家航天能力和航天产业的发展。这种获取权力—利益的动机为航天的私营化和商业化提供了动力,并使航天事业的发展日益成为大国太空互动中的关键因素。当前,太空已成国家安全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战略领域,航天大国在国际航天市场的竞争日益加剧,进而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利用航天技术、抢占未来发展先机的热潮。商业航天事业的发展推动了人类经济社会的进步,同时由于大国抢占竞争优势和私营企业逐利的需要,全世界无序竞争、逃脱监管、破坏太空环境等问题日益增多,给太空安全带来隐患,太空秩序的维护显得日益重要。商业航天的发展亟待在大国竞争与维护和平、技术创新与市场开拓、企业盈利与太空治理中实现平衡。     

生物多样性议题安全建构的碎片化

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一并成为全球环境治理与合作的重要制度性框架文件。目前,生物多样性的国际合作程度、社会认知深度、治理行动速度等都明显逊色。生物多样性治理的迫切程度不亚于其他的全球性环境议题,但其议题安全化的分散性却不利于建构整体性的安全认知。生物多样性议题安全建构的碎片化体现在生态、治理目标、谈判、国家及其他行为体四个层面。生态层面是指生物多样性的安全认知;治理目标层面是指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爱知目标"与安全的联系;谈判层面包括资金机制、资源动员、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保护区以及主流化等议题;各缔约方及其他行为体层面不仅在各项议题上表达各自关切,同时也将生物多样性问题建构为粮食安全、水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经济安全等多元安全关注。生物多样性议题安全建构的碎片化导致了该问题虽然在话语上进入了安全领域,但是缺乏共同的安全认知,难以提供简明和清晰的治理目标和路径,不利于推动全球有效治理。     

“星链”对太空军控的影响北大核心

“星链”已成为新一轮太空热的亮点,其他类似项目也纷纷推出。这项创新给太空安全带来的直接挑战是频轨资源的短缺,更加深远的后果是太空军事化和武器化得到重新赋能、太空军民结合加深、太空意外事故导致误判和冲突升级的风险加剧、主权国家的网络信息安全受到挑战。在大国竞争加剧和各国太空军事化步伐持续的背景下,太空军控形势产生多方位变化:国际社会对频轨资源治理的需求将成为太空军控的重要动力来源;军民结合将促进太空安全机制的交叉融合发展;太空实力分布的集中化将动摇各方既存利益关系;太空行为体的多样化会造成国际、国内的双重博弈态势;太空军控的侧重路径可能由限制器物转向控制行为。     

非洲债务问题的议题化及其影响北大核心

议题化是当今非洲债务问题的重要特征。作为经济议题,债务问题是非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问题;作为政治议题,债务问题正成为非洲国家国内政治和社会的重要议题;作为国际关系议题,非洲债务问题是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双边与多边、官方与私人部门在非洲博弈和互动的新议题。非洲债务问题的议题化正带来多重影响,其嵌入非洲国家的国内政治和国家发展议程,推动中国与传统债务治理机制的碰撞、竞争和磨合,成为影响中非合作关系的焦点问题。受2020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非洲债务问题议题化趋势更加复杂,非洲债务可持续性面临新的不确定性,同时国际社会在非洲债务救助中团结合作的意愿和行动不断走强,非洲债务问题日益成为国际债务治理合作转型的重要动力。然而,美西方在非洲债务问题上的政治化图谋给非洲发展和国际债务治理带来负面影响。国际社会必须认清非洲债务问题的根源和本质,坚决反对将债务问题政治化,通过团结协作构建真正有效的国际债务治理体系,从而切实推进非洲发展和国际对非合作。     

中美两国太空安全领域的互动

作为第四空间的太空是国际争夺的战略制高点。中美两国在太空领域有着广泛利益,涉及其国家安全与经济繁荣以及国际声望。中美两国之间的太空关系,事关国际战略稳定与平衡。尽管两国都主张太空安全,但是中美太空安全观大相径庭,在如何确保太空安全的方式上存在巨大差异。中国在安全困境下考虑和实施太空政策,谋求太空安全;美国则是推进太空武器化,保证美国治下的太空安全。两国在太空安全领域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较量。美国使用传统守成大国对待崛起大国的方法,不仅研发更先进的(反)太空技术,而且也禁止中美太空合作,同时拼凑同盟,封堵中国(反)太空能力的发展。与美国相比,中国应对美国太空封堵手段相对较少,只有潜心发展自己的(反)太空能力,才能确保太空资产安全和国家安全。在外交场合下,在禁止太空军备竞赛与《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及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条约》、禁止太空武器化的国际条约与自愿性质的国际太空行为规范准则两组问题上,中美两国也进行了互不妥协的对抗。为降低两国在太空安全领域的对抗烈度,中美两国开启了民用太空对话与太空安全对话机制,同时,也不排除特朗普政府未来会启用中美外交安全对话机制处理太空安全问题。     

太空武器化及中国太空安全构建

太空技术的出现来自冷战时代的美苏军备竞赛。在世界第一颗卫星上天后,太空随之被赋予了军事化意味,太空武器化接踵而至。冷战后,为了确保太空霸权,同时维护一超独霸的地位,美国不惜重拾冷战时代的太空武器化政策,由此,引起其他国家的相应回应。太空武器化程度逐渐抬升,给国际战略稳定与平衡造成严重威胁与挑战,引起反导系统和太空军备竞赛,增加核战风险,阻碍世界核裁军进程,也给太空商业开发、"太空2030议程"等带来诸多挑战。太空武器化给中国太空安全造成巨大的挑战与威胁,使中国太空资产的安全陷于危险境地,中国利用太空资产的自由有可能被限制或被剥夺,战略目标(包括战略核力量)受到太空系统的侦察与打击的威胁。为应对太空武器化的威胁与挑战,从安全上加强太空威慑力量建设,构建中国的太空安全体系显得紧迫与必要。     

“负责任外空行为”议程与太空安全机制新动向

近年来,太空安全环境发生急剧变化,各国太空军事化步伐加速,商业航天崛起,太空拥挤加剧,太空军民融合加深。在此背景下,英国于2020年发起一项名为“负责任外空行为”的太空军控新议程。该议程推出后,美国积极参与并试图将之导向一项自愿承诺禁止地基动能反卫星试验的国际协议,这意味着其太空军控立场的重大转向。美国意图借“负责任外空行为”议程干扰对手发展不对称反卫星手段、强化太空同盟、划定太空威慑“红线”、策应太空环境议题。“负责任外空行为”已成为太空安全机制领域最有影响力的议程,不仅因为其引发了大国间政治矛盾,还因其体现了太空安全机制的发展动向。在新的太空安全环境下,太空军事安全和民事安全的国际机制正交叉融合发展,各机制的议程模式将更加开放、参与者更加多样、控制行为的路径更加主流。     

太空安全问题及其多边主义博弈

太空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影响到人类对太空的利用与探索,也威胁着国际战略平衡与稳定,应对太空安全问题的多边主义随之出现,并在致力于太空碎片减缓、建立太空态势感知能力、禁止太空武器化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太空安全多边主义发展仍面临巨大困境:处理太空安全事务的三个多边机构各自为政,难以形成合力;美国从中作梗,干扰国际太空合作;太空安全问题与核武器问题密切交织,导致问题复杂化。     

大国博弈背景下孟加拉湾海上安全治理:新动力、困境与前景

从目前来看,各利益攸关方,尤其是域内外大国都加大了对孟加拉湾海上安全及治理事务的关注和参与力度,给该地区安全治理增加了新动力。诚然,该地区的安全治理也面临诸多困境,比如大国围绕地缘战略和地缘经济的博弈,以及一些大国借用治理之名谋求私利的行为,使得各类资源难以整合及有效利用。另外,与其他全球治理案例面临的困境一样,各利益攸关方的安全观、治理理念、治理能力不同、利益需求不对称以及治理优先议题设置存有差距,使得各方难形成统一认知、采取统一行动,治理呈现碎片化特征。未来,除了继续鼓励现有几种治理模式外,还需进一步寻求治理模式创新,"大国协调带动地区和谐联动"模式值得尝试。     

国际安全视角下太空军控的缘起、演进和发展动向

推进太空军备控制关乎各国航天事业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1957年苏联太空力量的出现,使美国产生了“导弹差距”的恐慌,双方很快就展开了太空军备竞赛。在核恐怖对峙中,美苏双方逐渐认识到,实现太空军备控制符合双方战略利益和国际社会期盼,因此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形成了太空军控第一阶段的系列成果。1991年苏联解体后,太空领域出现了权力严重失衡的局面,太空军控由20世纪70—80年代的弱纳什均衡状态转瞬陷入徘徊、倒退。冷战前后的第二阶段因美国的阻挠和退约,太空军控成果乏善可陈。2011年以来,太空军控进入第三阶段,呈现出大国激烈角力、阵营泾渭分明、议题交叉融合等特点和态势。面对太空军事化的严峻现实,世界各国需要在总结太空军控历史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遵循其内在机理和规律,积极探索和参与制定推进太空军控的有效应对策略和议题方案。     

奥巴马政府的太空战略及其影响

奥巴马政府对小布什政府太空战略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其主要特点包括:从单边主义转向多边主义,但仍致力于维持美国在太空的领导地位和在太空科技发展中的优势;接受为和平目的使用太空的提法,但继续发展太空军事能力;积极促进商业化太空利用的发展;计划登上火星并在月球上建立以机器人为主的基地.“高边疆”思想仍是奥巴马政府太空战略的理论基础,其他影响美国太空战略的重要因素包括:国家安全战略与军事战略、航天科技的发展、其他国家太空军事能力的发展、国会的态度及游说团体和媒体的影响.奥巴马政府太空战略降低了太空军备竞赛的风险,但要签订太空非武器化国际条约依然任重道远;增加了在太空领域进行国际合作的可能性,但美国主要是与其盟国进行合作;使太空竞争进入新阶段,不排除美国与新兴大国陷入安全困境的可能性.     

美印太空合作动因及前景评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美印太空合作始于冷战时期。当前,太空合作是美印战略伙伴关系的四大支柱之一,并取得了一定成就。美印双方在太空合作中各取所需:美国利用太空合作拉拢印度,旨在实现其反恐、太空、地缘、安全等多重战略目标;印度则希望通过与美国的太空合作全面提升其经济、科技与军事实力,实现其大国梦想。美印太空合作还基于共同的需要,即确保太空环境的可持续性利用,增加太空态势感知与海洋态势感知能力。但是,随着美印战略伙伴关系光环的褪色,美国对印度进行技术扩散的担心增加,并且对印度太空行为能否受控于美心怀疑虑,因此美印太空合作继续深化的前景并不明朗。     

亚洲太空力量的崛起:现实与趋势

本文以中国、日本、印度为重点,对亚洲太空力量的群体性崛起,亚洲太空格局的特点,以及美国的亚洲太空"再平衡"及其影响进行了全景式的呈现和深入剖析。本文认为亚洲太空力量已经成为国际太空领域的一支生力军,对推动国际太空格局向多极化,国际太空治理向民主化方向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未来亚洲太空力量将继续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目前亚洲主要太空国家的竞争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亚洲整体太空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太空利用的扩展,但亚洲太空合作不仅受到太空问题"政治化"、太空合作机制碎片化的困扰,美国亚洲太空"再平衡"更使亚洲太空形势特别是太空安全形势进一步复杂化。如何防止亚洲太空竞争演化为太空竞赛乃至太空军备竞赛,深化泛亚洲太空合作,成为亚洲国家亟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地缘性介入与制度性嵌构：美国亚太区域水安全外交战略

根据地缘利益诉求(攻势/守势)与跨国流域水治理程度(工具性/制度性)两个指标,可以将"水安全外交"界定为国家以及相关行为体围绕跨境水资源安全问题展开的博弈行为。水安全外交包括冲突预防型、霸权引导型、水互动冷漠型和治理后现代型四种类型。作为霸权引导型的美国水安全外交战略,其核心是通过水的全球治理来巩固其全球霸权地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大国的地缘性介入,保障其水外交的战略利益;二是通过对区域水治理体系的制度性嵌置和重构,保持其水外交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美国通过水外交的四条路径(联盟和议题联系方式、同水外交大国的协调方式、国际组织议题嵌入、网络化伙伴关系)推进水安全外交政策和安全战略的制定。在其水外交进程中,国内外的动因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通过水安全外交拓展自身在亚太的地缘利益诉求,推行美国价值观的水治理原则和规范,嵌构以美国为核心的水安全治理体系,遏制地区大国(特别是中国)的水话语权,以最终实现美国在区域水—能源—粮食纽带安全中的战略优势平衡。     

美印太空合作动因及前景评析

美印太空合作始于冷战时期。当前，太空合作是美印战略伙伴关系的四大支柱之一，并取得了一定成就。美印双方在太空合作中各取所需：美国利用太空合作拉拢印度，旨在实现其反恐、太空、地缘、安全等多重战略目标；印度则希望通过与美国的太空合作全面提升其经济、科技与军事实力，实现其大国梦想。美印太空合作还基于共同的需要，即确保太空环境的可持续性利用，增加太空态势感知与海洋态势感知能力。但是，随着美印战略伙伴关系光环的褪色，美国对印度进行技术扩散的担心增加，并且对印度太空行为能否受控于美心怀疑虑，因此美印太空合作继续深化的前景并不明朗。     

中美太空合作的现状、挑战与前*

中美太空合作正在出现新动向。1979年以来,中美太空合作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9-1999年,主要合作领域在商业卫星发射；第二个阶段是2000-2011年,主要合作领域在民用航天；第三个阶段是2012年以后,中美太空对话和交流呈现出民用航天主管部门对话与太空安全对话同时进行的特点。虽然由于美国政府换届,共和党人在白宫获得执政地位,可能给过去一段时间内逐渐回暖的中美太空对话与合作再次蒙上阴影,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的中美太空合作已经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征。中美太空合作多聚焦于具体技术和项目,这使得美国在以往的太空交往和合作中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然而,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航天事业稳定而迅速的发展,中美在太空领域不平衡的局面正在逐渐改变。中国在涉及太空的众多关键领域已经构建起自己的体系,这大大增强了中国在中美太空合作中的主动性。对于未来的中美太空合作,中国已经超越了单纯的项目合作或技术合作的视角,可能在更具战略意义的层面上推动美国更具建设性地参与全球太空治理,共同为维护太空和平与安全承担起大国应该承担的责任。     

探索中美关系新范式及全球安全治理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对华战略定位出现全方位负面趋向,由“接触”向“规锁”的转型不断加深。作为当今国际体系中的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两国关系正在形成战略竞争日益突出的新态势。中美经贸摩擦的出现和深化表明,经贸合作作为两国关系的传统“压舱石”,在单独应对战略竞争“新态势”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为有效阻止“新态势”向全面对抗与冲突方向演变,中美亟须重新定位、处理和管控彼此关系的“新范式”。包括全球安全治理在内的全球治理架构为中美战略博弈与权势平衡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制度体系。通过明确战略竞争边界、构建对话协调平台,有效借助第三方力量等,中美的理性博弈、积极合作能够得到有效推动,并直接带来全球安全治理在观念、制度、模式等方面的变革。这不仅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愿望,也是全球治理健全发展的需要。但确立“新范式”有待解决的一大问题是,经贸合作作为两国关系“压舱石”的作用已经不稳,需要探索新的“压舱石”,全球安全治理合作在此方面的作用是不够的。未来中美关系的首要特点是战略竞争,新的“压舱石”可以通过权力博弈建立某种相对稳定的机制架构,最终以大国权势平衡的方式来打造。     

拜登政府太空战略的安全化动向

拜登政府按照安全化逻辑不断充实美国太空战略的既有内涵，形成了覆盖战略指南、优先次序、基础设施、军事能力及至国际合作的完整体系。其动力从表面看来自两个方面：为了节约资源而优先追求太空规范霸权，为了提升威慑效能而强化太空军事霸权；从深层看来自美国重振国际体系霸权的意图。由此，拜登政府太空战略实现了间接—直接目标、规范目标与军事—政治—经济目标的有效整合。其中，拜登政府着重加强两个方面的能力建设，一是围绕太空军控规范、太空和平利用及规范建构联盟建设等提升美国的太空规范能力，二是聚焦优化太空作战体系、强化防御能力和开发前沿战力等巩固美国的太空军事能力。今后，拜登政府太空战略的规范化、军事化和系统化特征将进一步强化，可能会对太空治理产生深远的消极影响。     

美日同盟新空域:网络及太空合作

美日在网络及太空等新空域正在展开前所未有的互动。美日在网络空间的合作由关注经济向关注国家安全过渡,表现出起点高、跨机构、机制化、功能明确等鲜明特点。美日太空合作其趋势是合作内容由简单向复杂演化,合作领域由民用向安全深入,合作对象由双边向多边拓展。美日太空合作与网络空间合作相比,表现出起步早、近期提速快等特征。目前,美日网络合作与太空合作出现战略设计、机构协作以及机制推进的同步化。美日欲打造"网络同盟"、"太空同盟",还需要面临战略设计、法律界定、技术合作以及互信确立等方面的挑战。同时,美日在新领域迅疾而富有特色的合作,迫使我们不得不审慎地思考网络与太空安全议题。     

“全球公地”安全治理与中国的选择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公海、国际空域、太空等全球公共区域——"全球公地"的重要性和脆弱性日渐凸显。为真正实现"全球公地"安全治理的民主化和公平性,中国不仅要主动参与"全球公地"安全治理的讨论,还应积极参与维护"全球公地"安全的实际行动,以及"全球公地"安全治理的改制与建制工作,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维护"全球公地"的开放和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