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从法院调解到诉讼和解的制度变迁

我国法院调解制度已从初始制度均衡走向了制度非均衡状态,将调解制度作为非讼解决纠纷方式从审判方式中分离出来,并借鉴国外的诉讼和解制度改造我国诉讼中的当事人和解,以诉讼和解代替法院调解,实现强制性制度变迁具有现实意义。     

论民事诉讼中恶意调解的识别与防范

当下民事诉讼中恶意调解的频生,构成对法院调解制度的腐蚀.如何以当事人主义为本位,在当事人与法官职权之间形成良性的平衡,有效克减调解人恶意的泛滥,从实体法与程序法的角度防范和规制恶意调解,是当前我国法院调解制度复兴与重构的重要选择.     

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不足及其完善

我国法院调解制度存在调解原则规定不合理、调解程序设定不健全等问题,可以实行调审分离制度,对经法院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当事人不得反悔。     

法庭调解话语空间建构研究

法庭调解顺利进行必须具有可调解的话语空间。成功调解与否关键在于一方当事人的调解话语目的是否在对方可接受的调解话语空间进行商谈并动态顺应。本文建构法庭调解话语空间,即法庭调解话语互动中参与者的调解意向是如何通过调解话语目的表达并动态顺应对方可接受的三个话语空间:主观话语空间、客观话语空间和社交话语空间,并结合真实法庭调解语料进行可调解空间的话语分析,旨在拓宽法庭调解话语分析视角,更好把握调解话语运作机制和调解策略。     

法院调解改革新论

调解主持人员的双重身份、法院的职权主义都不是我国法院调解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强制性是法院调解运作的基础。我国法院改革应以扩大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为导向,设立庭前调解制度,实现诉讼中当事人合意解决纠纷的二元机制,在诉讼外另设法院附设调解程序,建立法院内调解程序的二元机制。     

论立案调解程序的附加功能与规制——以立案调解对审判效率的影响为视角

立案调解,作为近几年新出现的一种法院处理纠纷的方式,在全国各地、各级法院的审判实务中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它不仅有效地把很多争议解决在了审判程序之外,降低了法院的收案数量,有效缓解了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而且对于缓解当事人之间的激烈对抗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利于真正做到"息诉服判"、"案结事了"。然而,随着立案调解实践的发展,它的一个附加作用也逐渐显现出来,即立案调解可以促进审判效率的提高。通过某法庭在实行立案调解程序前后各项统计数据的对比分析,从实证角度可揭示出立案调解对审判效率的影响;立案调解能够促进审判效率提高的原因在于立案调解的四个附加功能的角度,即诉前送达程序、繁简分流功能、心理疏导功能、庭前准备功能。在立法中应对立案调解进行必要的确认和规制,以保证其运行的合法性,更好地发挥其功效,促进审判效率的进一步提高。     

调解协议的性质及法律效力

人民调解协议的合同性质与效力已为法律所明确界定，法院调解协议、仲裁调解协议及其他调解协议的定性则争议很大。调解协议皆应定性为合同，现行法律赋予法院、仲裁调解中当事人的反悔权不影响调解协议的合同性质。建议取消当事人的反悔权，以附条件合同来代替法定的反悔权。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诉前调解研究——以常州市为例

大量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的产生,一方面让涉案当事人深陷诉讼的繁琐,另一方面给法院增加了案多人少的压力。为了有效地化解该类矛盾纠纷,法院开始尝试采用诉前调解的方式来处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鉴于这种矛盾纠纷化解方式尚处于初步阶段,从当前的司法实践出发,调研了常州市法院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诉前调解的开展情况,从保险公司、被保险人及受害人、法院等多方面分析了当前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诉前调解难开展的原因,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对策予以解决,强调了加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诉前调解力度的实践意义。     

民事案件调解结案后又强制执行现象防范

法院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中的特色制度和优势制度,但由于各种原因,当事人不能或不愿按期履行调解协议,致使已调解结案的案件又进入强制执行程序.文章对调解案件进入执行程序比例高的现状、原因等方面进行理论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防范和减少调解案件进入执行程序.     

基层法院“1+多”调解机制的衔接问题及对策

在当前社会形势下,动员全社会力量、完善"大调解"网络的必要性日益凸显。由此,法院应根据现实的需求,以司法调解为中心,实现与人民、行政调解等纠纷解决方式的有效衔接,形成有效的"1+多"调解机制。笔者从所在法院的实践出发,分析了基层法院"1+多"调解机制在运行中面临的衔接方面的问题,并提出在法院内设立常设的专门机构,并根据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及案件的不同特点规范案件分流,同时完善职责、流程等各方面制度。     

我国治安调解制度若干基础理论新释——再论治安调解的内涵、基本原则及其价值

廓清基础理论对治安调解制度功效的发挥意义重大。治安调解概念的厘定应把握治安调解的主体、依据以及调解前提。尤其是现行调解的依据扩展为除法律法规规章外,植入其他法律规范性文件、法律的一般原则、道德规范和公平正义的观念等普适性价值理念,并强调调解自愿的基础前提。治安调解中除遵循合法、公开、公正等规范中已明确的原则外,还应注重比例原则、信赖保护等行政法基本原则。治安调解的价值在法经济学层面包括弥补诉讼成本高昂和诉讼迟延等弊端,利于纠纷当事人双方利益的最大化,推动公安行政机关执法效益的实现等三个方面;在法哲学角度则表现在利于实质正义的实现,探索法治改革的方向以及保障社会稳定。     

我国法院调解制度之比较法探析

调解制度在我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可以说是一直伴随着中华民族的成长而不断向前发展的。现代西方国家所提倡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中，调解被公认和推广为ADR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两相比较之下，可以发现源自我国的西方国家调解制度反过来却在许多方面比我国现行的法院调解制度更为完善，我国法院调解制度面临全方位的改革。     

谈我国现行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善

法院调解制度改革与完善,不能仅仅基于旧有诉讼模式产生的司法实践问题而去怀疑法院调解的价值和现有的调审结构,而应当在转换诉讼模式、建构新的诉讼制度的前提背景下,从法院调解制度的性质去思考和决定该制度的取舍、改革和完善。     

民事再审调解的正当性探论

以尊重当事人处分权为前提，能够使再审程序达成调解与纠错功能的协调。再审调解有助于达成案件审理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提升法院在社会治理和社会控制中的地位。目前导致民事再审调解率低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应当根据再审调解的特质，在再审程序的较早阶段组织调解，彰显当事人在再审调解中的程序主体地位，吸纳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再审调解，更好地发挥再审调解对维持司法秩序与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     

美国联邦法院附设调解的困境分析

调解虽已成为美国联邦法院附设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的主要手段,但其实施依然呈现于实效的有限性和适用的差异性。联邦法院受理案件总量中,仅有小部分进入调解;同时,调解的适用因统一调解规则的欠缺,而只能取决于各法院规则,故存在较大差异。为突破当前困境,美国现代调解的发展须着眼于调解理念与传统对抗制诉讼文化的融合,法院与民间调解组织的隔阂消除,以及调解的立法规范化进程。     

强制调解理论探析

自愿原则是调解的基本原则,但是司法实践中强制性因素的介入,促使了一种具有特色的调解制度——强制调解的兴起。在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资源观念的指引下,强制调解在司法领域备受推崇。但是,有关强制调解是否应当被采用的争议还是层出不穷。要搞清楚这一问题,有必要对强制调解进行法理分析。     

关于治安调解和诉讼调解链接运行的思考

鉴于公安机关具有体系完备的110接处警快速反应机制,民间纠纷当事人往往会首选公安机关来解决他们的纠纷。但由于治安调解制度还不尽完善,一旦调解不成或者调解协议得不到履行,案件只能进入行政处罚和民事诉讼程序。这样不仅造成公安机关执法资源的浪费,而且还会增加法院和当事人的诉讼负担。因此,有必要通过立法的创新和完善,打通治安调解和诉讼调解的通道,实现"友情链接",以及时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重新回归”视野下的法院调解利弊分析

近年来,调解已成为各级法院备受青睐的词汇,在当前社会转型和构建和谐社会时期,调解的重新回归所发挥的作用毋庸置疑,但是现实生活中各级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过分强调调解,甚至出现了强制调解等一系列问题,不得不使我们对于重新回归视野下的调解进行理性思考。从法院调解重新回归的历程,以及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利弊分析进行阐述,并针对现实生活中法院调解出现的问题,进一步提出提升法院调解功能的建议。     

论调解员的调解终结权

为了限制当事人滥用调解自愿原则,保护社会资源,保障调解员的健康权,建议通过调解立法将调解终结权制度化,规范化。行使调解终结权应具足以下构成要件:具备调解员可以行使调解终结权的法定情形;调解员本身应具备一定的资质条件或者该调解组织具备相关的人力资源;调解员行使调解终结权在案件受理后,调解协议达成之前;调解员应书面知会当事人调解即将终止的事实、主要理由及当事人的主要权利等。调解员行使调解终结权时应履行告知义务、保密义务等各项附随义务,遵守相关的职业伦理。如有必要,调解员行使调解终结权时应依法履行评估义务或协助当事人评估调解终结后的纠纷解决程序。     

法院调解的价值分析

法院调解不仅是对传统价值的传承发展和一种政治政策的审慎考虑,而且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规范控制的限度,促进对法官职责的反思,同时法院调解对法律的生成和发展具有能动的积极作用。这正是法院调解制度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