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

行政非法证据是指行政机关采取非法手段所收集的证据。建立行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发现案件实体真实、实体正义与保障人权、程序正义冲突的价值选择。我国在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经验的基础上,应当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行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原则排除非法证据,同时设置例外情形。     

行政调查的可诉性探讨

长期以来人们受"事实行为不受法律调整"的陈旧观念影响,一直认为行政调查不应受司法审查。这是一个理论误区,行政调查作为行政事实行为和程序性行为,其违法的行为后果同样应受法律调整,应当被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     

综合执法行政调查制度研究

在现代行政中,行政调查作为行政机关获取信息、取得证据并根据所取得的信息和证据作出行政决定的基本手段,是行政决定的必经程序和处置前提.正如德国行政法学家哈特穆特·毛雷尔所言:"调查原则具有决定意义,因为拟作出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取决于对案件事实的合法和深入的调查[1].     

公安行政执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司法审判为视角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行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了具体解释,公安机关在行政执法实践中必须遵循这些规定,以确保一旦进入行政诉讼程序,公安机关的取证行为和所获取的证据材料能合乎法院的要求,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从而对依此证据材料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做出肯定的评判。另外,公安行政执法实践中对于"毒树之果"、瑕疵证据、紧急或特殊情况下基于维护公共利益而获取的证据是否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行政事实行为新探

行政事实行为是行政主体实施的不具有法律效果但可能产生事实效果的职权行为和职权相关行为。行政事实行为的主要类型有行政执行行为、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维护行为、提供资讯行为、行政指导、非拘束性行政规划以及职权相关行为。完善行政事实行为救济制度的措施是:一是对具体行政行为作从宽解释,将行政事实行为纳入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范围;二是修改《国家赔偿法》,扩大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范围;三是制定行政补偿法,对行政事实行为的行政补偿问题作出统一规定。     

行政调查的可诉性探讨

长期以来人们受"事实行为不受法律调整"的陈旧观念影响,一直认为行政调查不应受司法审查。这是一个理论误区,行政调查作为行政事实行为和程序性行为,其违法的行为后果同样应受法律调整,应当被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     

论我国行政立法程序之完善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行政立法的法治化也是行政立法程序的规范化和法治化。中国行政立法的最大弊端在于其程序的随意性、隐秘性和不可预知性,而全球贸易规则恰恰最强调行政行为的法定性、透明性和可预知性。为此,就有必要建立与世界贸易规则相适应的行政立法程序。从中国行政立法程序及完善动因、全球贸易规则对中国行政立法程序的控制和建立与世贸规则要求相适应的行政立法程序三个层面探讨中国行政立法程序的完善。     

行政公文研究导论

行政公文是行政行为的书面语篇形式。内容决定形式。用文章学的方法来分析行政公文基本上是不适宜的。行政公文的主要规范都应从行政法律规范中去探求。行政公文的主体是行政主体。行政公文的效力取决于行政行为的效力。行政公丈的格式应制定统一的规范。由于我们尚没有统一的行政程序法,行政公文规范还未统一,需要学者们进一步研究。     

浅谈行政调查的规制与救济

行政调查是行政主体为实现一定的行政目的，依其职权向特定的行政相对人了解有关信息、收集有关证据，或认定处理有关行政事件的活动。在现代行政过程中，作为获取信息、取得证据材料以及查明事实真相的重要手段和措施，行政调查对于行政主体行使职权、履行职责来说，必不可少。它有助于行政机关查明事实真相，作出正确、合法的行政决定。     

电子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问题研究

行政行为效力问题是行政法的核心部分,电子行政行为同样是电子政务法的重要概念,其法律效力的特殊性也是电子行政行为与传统行政行为的重要差异所在。而研究电子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问题,首先需分析电子行政行为是否属于行政法的范畴;其次,电子行政行为的效力要件构成及其特殊性问题;再次,效力内容与传统行政行为的差异性。上述研究有助于比较分析电子政务法与传统行政法的差异,从而有利于解决二者之间的冲突性问题。     

论行政调查的程序要件

行政调查种类繁多,不一样的行政调查,各自的程序步骤可能是不一样的.行政调查并没有统一的程序可循.研究行政调查程序步骤可以发现有些程序要件是带有普遍性、共同性的,而这些程序要件对于行政调查而言意义重大.本文认为事先通知、表明身份、收集信息、事后告知、信息公开是行政调查的五大程序要件.     

我国无效行政行为制度的现状及其完善

无效行政行为是对行政行为法律效力的一种否定性评价,无效行政行为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不因时效的经过而获得效力。无效行政行为与行政行为不存在、可撤销行政行为、行政行为的废止等概念之间具有本质区别。无效行政行为在促进依法行政、提高行政效率、完善行政救济等方面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我国现行立法关于无效行政行为的规定存在诸多不足,有必要予以进一步完善。     

试论行政事实行为

事实行为一词引入行政法领域，滥筋于德国魏玛共和时代．随着国家职能扩张，行政活动随之增加．事实行为也属于一种主要的行为模式，在现代行政法中作为行政主体的一种行为形式已成共识．行政事实行为虽然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但它时行政相时人的影响却是客观存在的．在法律上为受到行政事实行为侵害的行政相时人提供救济的途径．     

行政指导法律属性之学术论争

科学界定行政指导的法律属性,可为我国行政指导法律规制工作提供理论支持,又能促使对于行政指导责任分配与救济途径的反思。行政法学界对行政指导的法律属性主要有非权力性事实行为说、非权力性行政职权相关行为说、非强制性权力性事实行为说、权力性行政行为说、非强制性行政行为说等五种代表性观点。这些论点对行政指导性质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行政指导是否具有权力性、是否具有强制力、是否具有事实行为等三个层面。本文认为,行政指导应是一种权力性行为,它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力,至于是行政行为还是事实行为,则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相对人未接受的行政指导,应为事实行为;相对人接受的行政指导,应为行政行为。     

行政参与的功能探析

作为现代开放式行政的重要手段之一,行政参与不仅已经广泛应用于各级政府的实践工作中,而且已在我国的立法中得到了逐步确认。行政参与的快速发展源自于其自身所拥有的显著功效,这主要包括:为公民的意愿表达提供了渠道、有助于公民权益和社会公益的实现、有助于增强行政活动的可接受性,以及有助于提高行政行为的质量。对行政参与的主体、领域、方式、效力等实践环节进行微观分析,并通过行政法律规范为其施加必要的限定,通过规则进行治理,是确保行政参与功能充分发挥的必要条件。     

论行政判决既判力的基准时点

关于行政判决既判力基准时点的学说主要有"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时"说与"被诉行政行为生效时"说,两种学说的明确性与划一性难以适应行政诉讼类型多样化的现实需要。确定行政判决既判力的基准时点应当根据行政程序与行政诉讼程序的实质特征加以确定。不同诉讼类型的行政判决既判力的基准时点可能不同,相同诉讼类型又可能因被诉行政行为的性质不同而有所差异。按诉讼类型的不同进行研究发现,行政判决既判力的基准时点既可能是"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时",也可能是"被诉行政行为生效时",还有的在法律中有明确规定。     

城管对商贩治理中的行政事实行为

本文选取城管对商贩治理中的行政事实行为作为素材,介绍了城管队伍的兴起和发展现状、举例说明了城管对商贩治理中的行政事实行为;并从行政法角度讨论对侵权行政事实行为的救助途径;最后在公共管理的视角下,对城管治理中侵权行政事实行为的根源进行分析,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具体行政行为效力的构成——从整体功能和平衡论角度切入

具体行政行为效力在法律行为效力体系中的特殊位置决定了其构成的复杂性。不同形态的效力只有相互衔接、有机结合在一起才能使得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体系完整无缺,从而发挥良好的效力功能。应该坚持逻辑上的整体功能分析思路,并且接受价值理念——平衡论的指引。经过整体功能视角和平衡论的检视,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构成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体系。     

突发性公共事件行政程序研究

突发性公共事件应对凸显出我国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法律体系不健全。行政程序作为行政活动过程的原则和规则体系,在处置突发性公共事件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突发性公共事件中行政程序的构建应着力于加快应急法制建设,完善应急行政程序立法,科学设计行政公开和行政预防程序,建立健全社会公众参与制度。     

行政诉讼中被告不得自行收集证据规则的理解与适用

行政诉讼中被告不得自行收集证据规则,是指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不得再行取证或不得擅自取证,否则在涉诉后其自行收集的证据将被认定为无效证据或瑕疵证据的证据规则。之所以在行政诉讼中确立这一证据规则,除了取决于行政程序法上的“先取证,后裁决”规则外,还因为行政诉讼中的原被告一般都处于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地位,其本身所处地位具有不平等性,如果允许被告在诉讼中可以自行补充证据,“一会助长行政机关不负责任草率处理问题的作风;二是个别行政机关为了不败诉,带着框框取证,甚至行使行政权力采取诱供等非法手段收集有利于自己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