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治理视野下的架构再造——以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为对象的分析

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的行政区治理模式面临着现实中的种种困难和挑战,已经不适应园区快速发展的需要,主要表现在:园区多种风险叠合,多种公共问题杂合、难以提供即时持续的管理服务等,因此,必须加以调整.从所面临公共问题的跨区域性、治理理念的适应性、政府组织架构的对应性等方面考虑,奥林匹克公园由“行政区治理”模式调整为“区域治理”模式具有可行性.根据区域治理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奥林匹克公园应当从公共组织结构再造、公共组织职能重塑、搭建合作治理平台等方面调整和完善管理服务体制机制.     

国家治理效能:基于意识形态视角的分析

国家治理效能是政治学乃至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重要议题。意识形态的发展趋势、基本倾向及其理论特质,表明意识形态不仅可以构成一个分析框架,而且对国家治理效能的影响不容低估。意识形态与国家治理效能的互动过程遵循现代政治的运行机理,二者既相互促进、彼此协同,又呈现出特定张力甚至是激烈冲突。其实践逻辑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内在于国家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必要工具、基本场域和精神旗帜,国家治理是执政党指导思想变革的内在依据。其理论逻辑集中概括为,本体论层面的结构关联、认识论层面的功能耦合、方法论层面的路径互成及价值论层面的目标共生。新时代意识形态视角下的国家治理效能提升,需要在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中谋求新突破。     

从科层到网络：流域治理机制创新的路径选择

我国现行的流域科层治理体制，实行纵向行政性分包和横向结构性分权的组织模式，导致了权力分配、资源占用和政策执行的碎片化。网络治理机制比科层机制更灵活，比市场机制更稳定，比自治化机制更适用，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从科层机制向网络机制演进，是我国流域治理机制创新的路径选择。流域网络治理机制的基本框架是中央地方多层级治理和政府企业社会伙伴治理的有机结合。     

城市社区：治理与重构

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城市社会治理主体在性质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的统治型治理模式被新的政府主导治理模式所替代,其治理体制特点为:权力配置集中;自上而下单项进行;“政社合一”;社会被国家结构化。到了80年代,由于非国有经济的出现,大量国有企业的破产以及利益集团和民间组织的出现,使城市社会治理结构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一方面,政府作为社区治理主体为社区提供了政策与法规;另一方面,非政府社区组织日益参与、渗入社区并介入社区活动。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调整,治理转型将是一个趋势,它表现为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的结…     

从科层治理到圈层治理: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转型——以S市社区治理实践为例

社区不仅是中国城市社会的细胞,也是国家进行社会建设的重要场域。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在此背景下,以科层制为基础的城市社区治理结构面临着巨大的困境与挑战。S市从营造参与共享的有机社区、塑造事权明晰的有效行政以及建设关爱互助的美好社会等三个方面进行改革,并以信息吸纳机制、问题识别机制、任务分包机制和绩效考核机制为其保障,构筑起圈层治理的社区治理结构。通过这一社区治理结构的转型,S市在社区层面最终达成了"大社区、优部门、强社会、好秩序"的服务社会状态。     

法国地方治理体系中的市镇政府

在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浪潮的推动下,法国兴起了地方治理运动.相比于省政府与大区政府,市镇政府拥有更大的治理自由与空间,它们无论在市镇内与各种组织、社会团体利益互相整合方面,还是在外部与中央政府、其他相同层级或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国际组织互相作用方面,都已经取得了诸多经验,从而鲜明地体现了法国地方治理的特色.但法国地方治理中也存在着市镇官员权力过大、非政府组织作用发挥不够充分、公民参与缺少正式制度安排、地方自主权仍然不足等问题.     

跨域生态治理中政府“不合作”现象分析及完善路径

区域生态协同治理具有环境治理整体性和行政区划分割性的特点，在合作过程中政府的行为和利益结构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政府是否具备合作意愿。治理成本、政府政绩理念、利益分配机制对政府合作意愿、合作行为会产生不同影响。因此，在区域协同发展背景下，要不断提高政府在跨域生态治理中的合作意愿，需降低合作交易成本、规范利益分配、完善补偿机制、规范政府官员的行为。     

统筹区域发展视域下的跨域治理:缘起、理论架构与模式比较

区域统筹发展是世界各国特别是超大型国家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必由之路和阶段性特征.近年来,统筹区域发展问题也逐渐成为了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而统筹区域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便是实现有效而充分的跨域治理.因此,从统筹区域发展的视域来认识和理解跨域治理的相关理论、方法和模式,对我国统筹区域发展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论流域治理中地方政府的行为偏差及其矫治

在行政分包治理体制下,地方政府行为决策须兼顾上级政府满意度、官员个人政绩和区域公共福利等诸多因素,差异化的多元目标导向追成流域治理中地方政府的行为偏差和环境保护政策的边缘化.建立激励约束相融机制,矫治地方政府的行为偏差,是提高流域公共治理效率、促进流域永续发展的现实选择.     

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的演变与重建

当前,村民自治治理模式虽然被普遍推广,但转型期中国农村呈现出的高分化低整合特点,给农村治理带来了许多问题。因此,要实现农村社会的善治,必须重新整合政府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权威,构建农村治理的全面基础。     

论现代社会治理模式构建中的政府角色

积极构建现代社会治理模式是我国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与客观要求，也是民主法治进程深入推进的重要体现。现代社会治理模式要求摒弃传统社会管理模式的种种弊端，科学把握现代社会治理模式的法治化、人本化、多元化、精细化等特点，努力破除现代社会治理模式构建中的种种制约因素，以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体系中的政府负责内容为依据，明确政府在现代社会治理模式中的角色定位，从政策制度、社会支持、公共服务及公众参与等层面丰富角色内涵，进一步强化政府的角色认知和提升实践水平。     

社会治理视域下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研究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改革与创新需要在社会治理理念和实践层面来认识。在对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的研究上,深刻理解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关于社会治理相关论述,重新对作为社区治理主体的政府、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社区服务工作者在职能定位、工作机制、发展途径上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发展举措,以推动我国城市社区的发展和社区治理的完善。     

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中政府合作治理模式及路径选择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遵循"以行政区为域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以经济区域为域的区域合作治理机制建立→新型扁平化的行政管理体制形成→善治目标实现"的路径。国际产业转移促进了东部沿海经济区域治理模式的变革,而当前日益深入的由东向西的区际产业转移为我国西部地区区域管理制度的创新提供了新的机遇。东西部之间的要素禀赋差异以及区域主体偏好差异成为影响西部承接地政府间合作治理模式选择的主要制约因素,以西部地区三个典型区域为代表,分析了三种不同的合作治理模式的构建,并从政府、市场、第三部门间的关系协调,完善西部地方政府合作治理的途径以及合作的良好制度环境的构建这三个层面分析了实现西部承接地政府间合作治理的具体路径。     

中国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组织的内外部关系结构及优化路径

协同治理是处理跨区域公共事务治理中常用的机制，在大气污染防治领域，通过建立协同治理的组织来提升治理效果，在实践中被广泛采纳，并在不同区域不同层级形成了多种形式的组织结构。目前中国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组织内部呈现出纵向嵌入的层级结构和横向交叉的职能嵌套相结合的特点；在与外部组织的互动关系中，体现出生态环保组织的“枢纽”功能、非政府组织的“驱动”功能和其他协同组织的“桥接”功能。由此，未来中国大气污染治理中的协同组织可以通过结构优化、功能耦合以及系统提升等路径，促进实现组织的向内收缩、向外整合以及自我优化。     

治理有效性视域下国家治理的复合结构与功能定位

国家治理是国家、社会以及公民个人合作管理公共事务的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国家和社会通过制度化的、持续的互动合作过程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从国家治理理论的发展进路来看,存在社会中心主义与国家中心主义两种范式之争。通过比较政府与社会在国家治理不同层面公共事务的作用机制与功能发挥,治理有效性是衡量国家治理系统的运行是否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是否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科学标准。基于治理有效性的现实考量,国家治理结构应该从单一型模式走向复合型模式,在此意义上,精英治理与参与式治理的有机统一、善政与善治的有机统一成为治理有效性视域下国家治理复合结构的合理选择。沿着治理有效性视域下国家治理复合结构的基本理路,国家治理的功能定位主要展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顶层制度设计上,发挥政府"元治理"的角色与功能;另一方面,在基层社会自治上发挥社会自主性的角色与功能。     

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特征、困境与对策——基于MSAF分析框架的探讨

近年，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治理的显著成效印证了纵向“权威型”跨区域协同治理方式的有效性。基于“激励—结构—行动—反馈”框架的分析表明，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存在政治激励、中央统筹、运动治理和中央督查反馈等特征，并相应地存在动力差异、结构不合理、缺乏合作以及逃避监督等问题。为进一步优化治理机制，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应建立包容性的激励机制、多主体参与的跨域环境治理机构、可持续法治化的治理过程和多元化监督途径，不断推进京津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建立高效可持续的协同治理模式。     

我国城市治理新思路——多中心治理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速度在不断加快,城市治理也越来越被重视。但在城市化过程中,伴随着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失业等问题的高发,仅仅依靠政府的努力是不能够完全解决城市治理问题的．因此,城市治理方面亟需我们充分发挥公众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实施多中心治理城市的新模式,以充分发挥政府、民间组织、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的作用,推动城市治理改革和创新,提升城市治理效果。     

城市治理模式:类型与变迁分析

摘要:在城市治理的发展过程中,其治理结构、治理的重点、治理目标等都存在很大的差异.西方学者在研究中根据不同的标准,将城市划分为不同的城市治理模式.这些模式在行为主体、目标、手段等方面都各有特点,也存在着不足之处.然而这些模式很难照搬到中国的实践中.中国城市管理体制的变迁有着特殊的轨迹,从政府职能转变的角度来看可以清晰地把握从城市管制模式到城市经营模式,再到多中心治理模式的变迁历程.     

从政府危机管理到危机协同治理的路径分析

现有的政府危机管理体系呈现出管理主体单一、权威来源唯一和政府危机管理部门协作效率低下等问题。协调治理倡导治理主体多元化、合作方式协同化、治理模式开放等理念对于提升政府危机治理能力意义重大。文章通过对我国政府危机管理现存问题的分析，结合协同治理理论，提出从政府理念更新、治理主体多元、政府跨部门协同和加强危机预防等路径耘实现从政府危机管理到危机协调治理的转变。     

湖域社会水资源治理研究

在传统中国国家财政紧缺和官僚体制无力的状态下,地方政府通常采用"官引民办"的模式,以引导者、监督者和仲裁者的身份介入水资源的治理过程来宣示国家权威的存在。多元主体之间因乡民群体的无实质性参与而呈现出一幅松散联结的水资源治理图景。当前我国实行的"官引官办+公民参与"模式是对传统中国水资源治理模式的继承和创新,主要表现为对传统中国纵横治理结构的延续与深化,国家行政权力由"名"到"实"的演变,水资源治理系统从"闭合"转为"开放",多元主体关系由"松散"走向"聚合"。其历史启示是:要充分发挥各类精英的联结作用、培植公益型而非私利型的社会群体、引导多元主体协作共治,由此实现水资源的良善治理。